开栏语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这样一些大学， 她们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她们散发着人文的芬芳!她们曾经耀眼如星。她们曾经曲折前行，她们培养了莘莘学子，她们孕育了中国的希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她们从今天教育版图上消失了。
 在此，我们将追寻这些这些教育史上的楼兰古国，因为，她们的血脉仍在延续，她们的精神永存。
自2007年第一期起，本刊设置“名校传奇”栏目，系列介招这些昔日的名校。
“北洋”，是一个历史坐标，那个起点定格在1895年。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很多都改变了。如果说鸦片战争让国人放眼看世界，那么这时起，“中体西用”的迷梦破灭了，中国不得不反观自省。那些执著追求自强自立的人们在艰辛地探索……
北洋大学，中国第一所大学，“东方的康奈尔”，如一朵奇葩，在迷惘、晦暗中盛开，昭示着光明……
一、北运河畔试新啼
1895年10月2日，光绪皇帝在一封名为《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的奏折上批了朱笔，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校址在天津北运河畔大营门博文书院旧址。
 乡试三次不第后，盛宣怀绝意科举，做了李鸿章的幕僚，毕生致力于工商业；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第一家内河航运公司，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他还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办人，在他逝世前遗嘱中有：建立愚斋义庄慈善基金董事会，以财产的十分之四用于赈灾济贫等慈善事业。
2005年，盛宣怀蜡像制作完毕，陈列于天津大学，对他的评价是“北洋大学创始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拓者”。的确如此，1896年，他又在上海筹建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此后，这两所学校一南一北，交相辉映。
 天津北洋西学学堂一开创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学堂设立头等学堂(大学本科)、二等学堂(预科)，学制各为四年；头等学堂设工程、矿务、机器、律例(法律)四门。正是由于盛宣怀“西学体用”的办学思想，使它在创建之初就不同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下的早期洋务派创建的新式学堂。
这个具体执行者就是学堂第一任总教习、美国教育家丁家立(C．D．Tenney)，他深度参与了学校章程的制订和未来谋划，并成为此后十一年北洋大学堂的实际掌门人。在校门设置、校门方向、学制、教学计划、功课安排、授课进度、讲授内容与方法、教科书、教员配备等方面，皆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圭臬，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津京，校舍为敌兵所占，师生星散，教学设施损毁殆尽，学校被迫停办。此乃北洋校史上第一次大劫难。
 丁家立，1857年生于美国麻省波士顿城，1878年在美国达特矛斯大学(DartmauthUniversity)获学士学位，1879年获欧柏林大学研究院(Oberlin，University PostgraduateSchool)神学硕士学位。1882年来华。
丁家立对学校管理认真而严格。据后任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回忆，冬夜，学生中有违反作息规定迟睡闲聊者，事为丁家立所知，“有一次突然掩入，学生们闻声息灯上床装睡，丁家立乃遍摸学生之足，发现足部凉的数人，即为迟睡者，加以训诫”。由此可见一斑。
北洋第一次复校，丁家立其功甚伟。联军占领后期，他亲赴柏林，援引德国法律，竟讨回赔偿费白银五万两。1906，1907年，丁家立带领五十名学生赴美，其间安排起居、联系入学，无微不至。许多学生进入哈佛、耶鲁，康奈尔等名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中就有刘瑞恒、刘景山、秦汾、马寅初，冯熙运诸人。1908年丁家立离开北洋大学，全体学生拟《送丁公嘉立序》中有“丁公之功，不其伟矣”。
二、西沽桃堤，巍巍可观
 1903年4月27日，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北洋大学堂在西沽重建后正式开学。西沽，距离天津城有七八里之遥，当年交通不便，步行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出城关向北，经过数个喧闹村市，过了明德桥、新民桥，转弯就来到了学府正门“至善门”，放眼望去，不远处是一幢有钟楼的西式建筑，正上方镶嵌着“北洋大学堂”。从此，西沽桃堤，北运水舫，就成为北洋学子对母校的记忆。
王劭廉：第一个掌校的中国人
 王劭廉(1866一?)，宇少荃，生于天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一期毕业生，留学英国，格林海军学校毕业，继而学习法律、政治。1906—1914年任北洋大学堂教务提调主持教务。
1906年，王劭廉接任丁家立，执掌实际教务等重大事宜，由此北洋治校权利归于国人。此后九年，历经满清末年、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动荡局面，在历史转折时期，王劭廉维持并开创了北洋大学堂的新局面，作出重要贡献，在北洋大学发展史上其地位不可泯灭。王劭廉主张：“无论治何事，作何业，君许首重实际，事之利于众者为之，否则不屑为，不贪名不骛远。”王劭廉对校务严格管理，首先以身作则。他运用欧美习惯，针对一个外国教员的明显缺点，毫不留情的当面指出。经过几次这样的事例，树立起威望，一改过去只会恭维洋人的陋习，表现出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他的教学风尚、所制成规、脚踏实地的作风等优良校风，被继任校长所发扬，到赵天麟时形成校训。
李书田曾在《北洋大学之过去》一文中，对王劭廉给予了高度评价；“王氏学问渊博，治校严明，校章所定，贯彻始终，不维学生敬畏如神明，外籍教授莫不心悦诚服，不稍迟误。北洋功课以森严闻世，望门墙者愈多，良风所播，直迄今兹。”有些师生称１９０３－１９１１年时本校第一次复兴时期。
赵天麟：“实事求是”的提出者
１９１２年４月，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洋大学堂改名为“北洋大学校”；１９１３年又改为“国立北洋大学”。 １９１４年，赵天麟被任命校长，他总结了北洋大学近二十年办学经验，概括出“实事求是”四字，遂为“校训”，承袭至今，秉此精神，赵校长将学生自行购买教科书改为“贷书制”，学生的教科书和绘图仪器等可向学校借用，用完后若个人愿留下，可交半费。否则由学校收回交下一届学生借用，此法深受学生欢迎。
北洋大学历来课程繁重，影响了体育锻炼的时间。他还倡导体育锻炼，增强学生体质，规定每一学生按其自身的身体健康情况，自选一种以上运动项目进行锻炼，然后由体育教员检查体格变化进展情况，至达到一定的标准，并在体育设施方面也进行了充实。由此，北洋体育运动之风兴起。
此外，他还重视实践环节，组织建设一批实验室；矿物实验室、岩石实验室、试金实习室、冶金实验室、金图实验室、定性定量及工业分析实验室、选矿实习室，矿山模型室、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天平室、制图室、水利机室、测量仪器室、机械实习室、工科实验室及机械工厂，还有各种陈列室：自然地质标本陈列室、矿物及岩石标本陈列室、经济地质标本陈列室。设备之齐全，当时名列全国之首。 此外，图书馆藏书也得到了极大丰富，馆藏有中西书籍1万多册，中西版刊物一二百种；另设法律研究室，室内各种刊物增至3670余册，校内图书馆拥有图书量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
 赵天麟(1886—1938)，字君达，天津市人。是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派往美国的留学生，190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法律博士学位，并被授予哈佛大学金钥匙一枚。后赵天麟任天津耀华中学校长，1937年建校十周年正值沦陷时期，他在校庆大会上悬挂中国国旗，率领大家高唱国歌，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怀恨，次年被日本宪兵枪杀，时年52岁。
三、遭遇罹难，生生不息
191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进行科系调整，北洋大学改为专办工科，法科移并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工科移并北洋大学。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的王宠惠、法官徐谟、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王正廷均出自北洋法科，停办法科，曾被形容为“失去一翼”，遗患深远。但究其自身原因，当年北洋校内的确弥漫着工科为主的氛围。
1920年，随着最后一班法科学生的毕业，北洋大学进入专办工科时期，设有土木、采矿、冶金三学门科。直到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因北洋大学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冯熙运：又一个杨荫榆?
 冯熙运(1886—1951)，字仲文，我国第一批经济法专家。1905年入北洋大学堂，攻读法律。1907赴美留学，先后毕业于哈佛法律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获法学博士学位。1920—1924年任北洋大学校长。
“五四”运动打破了北洋校园的平静，陈泮岭、孙越崎等学生领袖以及曾养甫、叶秀峰等人组织游行、罢市，一时间颇为活跃。1 920年，赵天麟对学潮倍感困惑，因此去职，而继任校长冯熙运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
冯校长到任时正值“五四”运动学生罢课，他以强压手段命令复课，并因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拒绝写悔过书，取消了211名学生的学籍，占到在校学生总人数的62.8％，此举史所罕见。后来，北京大学接收了这批相当数量的北洋学生。1924年，冯熙运不允许学生出校参加抗日运动，终于掀起“驱冯风潮”，最
终以冯校长辞职告终。
张含英就是被开除的学生之一，在《北洋大学回忆片断》中他写到：我虽然很愿意读书，对北洋大学的感情又很深很浓，但“五四”运动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是正义的行动，而学校当局对之则采取这样的敌对态度，十分气忿，参加运动没有“过”，为什么要递“悔过书”?我毫不犹豫地吐出了一个字：“走！”下一个问题，便是转向何方。虽然想到五四策源地——北京去，但还有待联系。适在这时，北大的中学同学传来了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北大当局表示，“北洋来多少，北大收多少”。于是我就转到北大物理系。
冯熙运与杨荫榆，同为大学校长，同样反对学生运动。北洋大学创办的宗旨是“兴学救国”，在这个关头，学生到底是该埋头读书，还是该起来革命?只能任人评说。
刘仙洲：惨淡经营，中流砥柱
 刘仙洲(1890—1975)，河北完县人，我国著名机械工程专家和工程教育家，研究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发明史的开拓者。191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系。1924—1928年任北洋大学校长。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就是刘仙洲面临的困境。时值北洋政府后期，相互倾轧，内乱频仍，学校两次被迫停课；学校经常拿不到经费，教师拿不到工薪，不能按期开学。魏寿昆回忆，刘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曾几次以凄凉的口吻说：“我们现在总算能够开学上课了。”
刘校长怀着重振北洋的抱负，重新定位了北洋大学理工并进的办学方向，拟订千年扩充计划，设想增加由数理化及地质组成的理科，将北洋建成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校。但由于办学条件日益窘迫，他的雄心壮志根本没有办法付诸实践。
“1895年10月2日为北洋大学的建校日”，这个考证不是历史学家完成的，而是机械专业出身的刘仙洲。从他潜心研究历史文献档案进行考证并举行30周年校庆活动，我们不难看到，在最艰难时期，他依旧怀抱理想苦撑局面。
由于经费严重拖欠外籍教师离校，同时美国教师与中国学生不睦，刘仙洲大胆进行改革，聘请很多知名的中国科学家填补空缺，如石志仁(即石树德，已故，机械专家，曾任铁道部副部长)，侯德榜(已故，化工专家，曾任化工部副部长)、何杰(已故，地质采矿专家，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茅以升、张含英等。此举使北洋教授群体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并在实质上提升了学校的学术水准。
刘仙洲特别重视英语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为此特请来了一些中国专家。因而科技名词特别是工科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得以逐步地确定发展起来。
李书田：辗转西南，力挽狂澜
 李书田(1900一1988)，字耕砚，生于河北省昌黎。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土木工程专业，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
1929年一场大火，使北洋大学30年的精华毁于一旦，主教学楼及大量实验仪器、标本和资料化作灰烬，总计损失达30万元之多。经过了茅以升、蔡远泽两任院长的努力，争得了10万元“中比庚款”修复费，并建成了教学楼(工程学馆)主体。但是学校并没有从废墟上站起来，火灾依旧如阴影困扰着这所饱经沧桑的学校。
任职五年间，李书田先后建成北洋工程学馆和实验馆，即南、北大楼各一座；增设水利工程组、航空工程组和电机工程系，对中国该学科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组建工科研究所，并于1935年招考研究生；延聘周宗莲、魏寿昆等学成校友回校任教。据传他曾放言：“本校教授非博士不聘”，但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者也能“网开一面”。据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而只有硕士学位的邓曰谟忆述：“我给北洋设计了水利实验室和材料实验室的全部机械设备，全国百分之八十的材料试验室机器大都经我手搞出。李书田一看，由反对我变为替我吹嘘，后来我变成李书田的红人，他将我工资提到四百八十元，成为教授中工资最高的。”
1934年，李书田联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机构在校内举办全国矿冶地质联合展览会，规模盛大，会后获赠大量矿石标本、专业模型；北洋还接收了河南大学土木系的全部图书仪器设备及其转学学生，获益不菲。至此，学校始从大火的阴影中走出。
1920—1937年，从北洋毕业的各类工程技术领域的本科毕业生共有861人，各系毕业生分别为：采矿及冶金工程系235人、土木工程系503人、机械工程系114人、电机工程系9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这所饱经沧桑的学校再次遭受罹难，元气大伤。除仓促抢运出二百箱资料仪器及药品外，学校其余设施均遭损毁，其中部分珍贵标本和仪器被掠往东京，此乃北洋校史上第二次大劫难。
 抗战初，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及陕南，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合组西安临时大学及西北联大。后又奉命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组成西北工学院。学院设在陕西固县古路坝，初设土木、电机、化工、纺织、机械、矿冶、水利、航空八个系，后又增设工业管理系。
李书田用北洋的标准要求并考核合作院校师生，导致1939年初他本人被逐、北洋与其它院校学生发生对峙殴斗事件。李书田遂率北洋学生出走，欲赴重庆申请复校，行至四川广元被阻，滞近两个月，同学们就在山青水秀的嘉陵江畔奋发读书。1941年，教育部划出英士大学工学院，名曰北洋工学院。
1944年，李书田在西安筹建了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下设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两系，并以北洋治学精神主持西京分院，学生刻苦攻读，蔚然成风。百数只蜡烛，光焰彻夜不熄，经年如此，被誉为“七星灯火”。
四、战后重建，再起东山
1945年10月22日，陕、浙两处北洋学生汇集西沽故地，北洋大学正式复校。茅以升再度出任校长，由于他忙于钱江大桥修复工作，师生们发起“讨校长”运动。
南京政府任命水利专家张含英为校长。张含英给教育部提出要求：要保证经费；对教授聘任不能干涉；对学校日常业务要少干涉。“要我去，得支持我，不然没法干。”当时教育部全部答应了他的要求。1947年，张含英只身来津，住在教室里，床铺放在讲台上。有的教授开玩笑说：“校长的房子真大！”
 张含英(1900—2002)，字华甫，生于山东菏泽。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我国近代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18年考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1921年赴美，先后毕业于伊利诺大学、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48—1949年任北洋大学校长。
复校后的国立北洋大学，在原来工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了理学院，从此北洋大学进入理工结合时期。复校后设置两院十二系。理学院下设物理、数学、化学、地质四系，院长陈荩民、物理学系主任张国藩、数学系主任李恩波、化学系主任梁传玲、地质学系主任阮维周；工学院下设土木、水利、采矿、冶金、电机、航空、机械、化工八系，院长李书田、土木工程学系主任曾威、水利工程学系主任常锡厚、采矿工程学系主任魏寿昆、冶金工程学系主任魏寿昆兼、电机工程学系主任刘锡瑛兼、航空工程学系主任李登科、机械工程学系主任李登科兼、化学工程学系主任方子勤。同时，成立土木、水利、采矿、冶金和化学工程等五个工程研究所，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并着手招收研究生，以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和研究人员。此为北洋大学分科最完备的时期，被各界誉为“科学建国的堡垒”。
 1951年，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两校为校名问题争执不下，最后北洋放弃校名，定名天津大学。次年全国院系调整，原北洋的理学院调入南开大学，航空系调入北京航空学院，矿冶系分别调入北京地质学院和钢铁学院，其余系科则留在了天津大学，校址迁往七里台。从此，北洋大学变成了历史，值得永恒记忆的历史。
北洋大学，半个世纪的历程，经历了战火与纷争的洗礼。对于北洋学子来说，她是一种深刻的记忆、永远的情怀；她还是中国教育史的鸿章大制，她为中国奉献了无数科技人才，她还代表了中国人的青春、梦想与骄傲！
北洋的办学特点
特点之一：”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
 1907年招考本科生时，北洋大学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地报纸登广告招生，花费甚巨，结果各科考生只有法科一人合格，这一年除预科转升本科者外，外考新生只取此一名。
1934年在北平、天津、上海三地招生，机械系计划招生45人，．但因考生大多未达录取标准，虽经二次考录，也仅录取16人。1935年机械系计划招生40人，从报考的日3人中只录取了22人。1936年录取123人，占报考人数的10．1％。
北洋大学“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的原则不但表现在百里挑一的招生上，还反映在高淘汰的毕业率上。魏寿昆在《严格——北洋的学风》中这样写到：每次预科一年级有一百二个人，六年之后毕业时(经常三个系)只不过五六十人，淘汰率高达50％--60％。
北洋校内，学校管理严格、学生学习勤奋。“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的宗旨造就了这所高等学府的声望，曾任北洋水利系主任的常锡厚回忆：北洋毕业生出国深造，不需考试可直接进入研究院，“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大学研究院都有明文规定，免试接受北洋学生入学”。
特色之二：通才教育与因材施教
 北洋大学课程广泛，确有工科“通才教育”意味。以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为例，前两个学年共修的课程有：英文、第二外语(德语)、国文、高等数学、高等物理、高等化学、测量学、工程图画、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物理化学实验、测量实习、军训等。到了三、四年级开设的专业课程则有：材料学及材料强弱实验、热机关学、电气工程学、工程地质学、测地学、钢筋混凝土学及设计、地图地形和经纬线的各种绘图法、透视画、砌工学、机械学原理及设计、机械工厂实习、水力机械学及实验、房屋构造学、铁道曲线和土方工程学、铁道结构学及设计、铁道工程学、电气铁道工程学、道路工程学、水利工程学、卫生工程学、桥梁工程及设计、冶金制器学、工程法制、工程经济学等。
1907年起，学校对学生个人专业兴趣更为重视，学生入本科一、二年内，还可要求转专业。而且在资送出国留学生方面，也是根据每人资质，选其专门学科深造，后来得以成为著名学者或高级科技人才。例如我国的铁道专家刘景山，在校学习矿冶二年多，未毕业被送美费城本雪文尼亚大学攻习铁路管理，五年毕业获经济硕士。
特色之三：费用低廉
当时天津社会上流传着“法政是老爷，南开是少爷，北洋是听差的”，多少说明当时北洋大学学生简朴的生活习惯。
 和其它学校比，北洋大学费用低廉，吸引了不少清寒有志的学生。辛亥革命后，学生由原来的官费改为自费，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学校减免学生学费10000元。朱玉仑回忆：当时北洋大学每年只收学费10元，住宿费20元，书籍费以半价购买，我在北洋大学只用130元，而堂弟在北京大学每年用费约300元。
赵天麟“贷书制”之后，茅以升推行了免费讲义。在南京时，茅以升遇到一位方呜皋先生，他能将原版书不经照相来翻印，成本甚低。茅以升任校长时请他来北洋，主持翻印教科书事，印出的当作讲义，无偿发给学生，于是全校所用的教科书，每年可以全部更新，师生都很满意。
北洋大学校友录
王宠惠(1881—1958)，生于香港。1895—1899年就读于法科法律学门，1905年王宠惠加入同盟会成立，曾任唐绍仪内阁司法部总长。1923年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
王宠佑(1878—1958)，宇佐臣，广东东莞人。矿冶工程学家，我国现代炼锑技术的开拓者。于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英文专著《锑》是国际上关于锑的第一本专著，被国际上称为“锑王”。
王正廷(1882—1961)，浙江奉化人。著名外交活动家。他于1896年考取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1900年升入北洋大学头等学堂。1922年在巴黎召开第20届年会时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和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马寅初(1882—1982)，生于浙江嵊县。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901年考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曾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
孙越崎(1893—1995)，原籍浙江绍兴。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开采石油的中国人。1916—1918年就读于北洋大学。
孙云倚(1895—1979)，生于江苏省高邮县。中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古生物学创始人。1918年由北洋大学矿产科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
周志宏(1896—1991)，籍贯江苏扬州；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后改称院士)，我国合金钢与铁合金生产的奠基人之一。1917—1923年就读于北洋大学。
黄汲(1904—1995)，四川仁寿县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以历史分析法进行中国大地构造研究的奠基人，《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至今为研究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1921—1924年在北洋大学预科学习。
王之玺(1906—2001)，字蓝田。中国科学院院士，钢铁冶金专家。193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业工程系。1956年6月冶金工业部成立，他先后任技术司副司长，钢铁司副司长，科技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他主张推行技术管理，组织制订我国第一套钢铁产品标准和全国统一的钢铁生产操作要点。
叶培大(1915--)，上海南汇县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微波与光纤通信主要开拓者之一，北京邮电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上世纪40年代末，叶培大首主持设计、安装和测试了我国第一部100千瓦大功率广播发射机和当时全国最大的菱形天线网及南京淮海路广播大厦。
张沛霖(1917—2005)，生于山西平定。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冶金学家，中国核燃料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1940年6月毕业于西北工学院冶金系。
吴自良(1917--)，生于浙江浦江县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1935年考入北洋大学工学院，先读矿冶，后转学航空机械。上世纪60年代自力更生研制成分离铀同位素的核心部件甲种分离膜，打破了核垄断，为我国成功爆炸原子弹做出了重大贡献，1999年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高景德(1922—1996)，陕西佳县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毕业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工学院电机系。1956年被越级授予技术科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在苏联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是清华大学唯一的跨电机与电力系统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曾任清华大学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 （出处：《科学中国人》2007年第一期） [推荐给朋友] [关闭窗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