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3日、5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十届五次会议、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相继开幕。寒风、雨雪都不能阻挡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热情，他们参政议政，他们建言献策，他们为我国的繁荣和发展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我们精选出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或建议，透过他们的视点，了解广大百姓关心的焦点。
国务院总理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各级各类教育发展。
今年要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村1.5亿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继续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
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今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比去年增加395亿元。“十一五”时期中央财政将投入100亿元，实施农村初中学校改造计划，地方政府也要相应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同时，继续解决好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今年还要确保全面完成“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优先发展教育的总体布局是，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
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健全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高等教育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加快教育教学改革，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加强高水平学科和大学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努力造就大批杰出人才。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发挥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
为了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将采取两项重大措施：
一是从今年新学年开始，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此中央财政支出将由上年18亿元增加到95亿元，明年将安排200亿元，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支出；同时，进一步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使困难家庭的学生能够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这是继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之后，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件大事。
二是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建立相应的制度。这个具有示范性的举措，就是要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就是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教师；就是要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
科教兴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病是高考指挥棒，使得中小学教育变得很极端，素质教育根本没法进行。学生只关心高考的课程怎么得高分，而不理解这些功课的内容、实质，孩子的全面才能都被扼杀了。如果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就是空话。
我认为高考改革最可行的是高中三年的考试变成地区出题统一考试，这样使地区范围内的成绩有可比性。一旦这些平时成绩有可比性后，我们就可以在自主招生中采用，平时成绩和高考成绩各占一半，这样高考的指挥棒效应就越来越弱了。
过去10年，我国大约新成立了1500多所高校，但是这些学校设置的专业还是和传统大学一样，即这些学校也在培养传统专业的本科生。有关数据统计显示，现在的本科毕业生比1998年多4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如果以前一个专业只有1个毕业生，现在却有4个，而社会的需求却达不到，就会造成高校的整体结构不合适。
其次，新增的1500多所高校，其实很少能达到真正大学要求的。近年来，高校优秀教师没有明显增加，这些新建高校的教学水平因此无法达到优质高等教育的要求。自身的办学条件达不到，还去扩招，导致培养的学生达不到社会的要求，找工作自然困难。
人大代表、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
高考以及它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教育的本性和灵魂；它使我们的儿童失去了天真和幻想，失去了对学习的热情和能力；它使我们的青年戴上了思维的枷锁，只能对规定知识反复记忆和辨析，扼杀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冲动；它使我们的民族习惯于接受和模仿，一个曾经最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今天必须重新学会创造。
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废除高考的时候，必须从现在开始研究和开发一种能够取代高考的新的高校招生体制。
如何改变高考以及由考试带来的“分数依赖症”？一要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话，人都有个体差异，不能仅以分数来决定优劣；二要在学生评价标准上，改“一考定乾坤”为“综合考察学生表现和潜力”，引导基础教育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开辟素质教育的广阔天地。
主要措施包括：还高校自主招生权利，增加学生自主择校的机会，结合学生的学业记录、社会服务和技艺特长，用日渐完善的高中毕业会考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学术潜力考试取代高考。
人大代表、湛江师范学院院长郭泽深：
高中同时存在毕业会考和高考两次考试，是一种资源浪费，也加重了学生负担。用会考取代高考，是一种可行的办法。高考命题是为高校选拔而设计的，而会考基于中学的教育导向，两者比较，会考内容更吻合中学教学实际，且更利于大学选择中学基础好的学生。高考中全国许多城市统一题目考试，本身就不科学。而会考由各省教育部门主导，可以因地制宜。
不过，高考不能贸然取消。要建立监督运行机制，保证公平公开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建立起来了，实施也就不远了。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
基于“应试教育”而废除高考的想法不错，但操作性不强。在现在的环境下，面对这么多考生，考试还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办法。如果马上完全废止，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会不会因此引发条子、关系、后门的问题。
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
社会之所以感觉高校质量下滑，一是前一段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前提下，学校由于扩招或者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摆在每一个学生和每一个学生家长面前，他们感受到现行教育与原来的精英教育完全不一样。因为以前学校数量有限，而且办学规范。现在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大学，这些大学在办学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经验的积累还是基础设施、教学规律的掌握方面，与原来的老牌大学确实有一定的差距。
如果还是拿原来的清华、北大、东北大学、哈工大这些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学校，而这些学校由于基础所限或者是发展的能力所限，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给社会直接的反映是现在的教学质量不如从前了。
扩招过程正处于师资力量新旧更替阶段，也是社会形成高校质量下滑印象的一个原因。当时，有些年轻教师刚走上讲台，而现在，师资队伍已经逐渐走向稳定。另外，社会发展需要不同层次的学生。前一阶段我们走过一些弯路，在培养层次上没有清晰的划分，老百姓把所有的层次当成高层次来统一对待，高等教育培养的模式和老百姓的期望值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老百姓自然就会感觉到反差比较大。
人大代表、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
希望社会给高校两个好环境。第一是政策环境。高校就是高校，高校有它自身的规律和使命，不能什么事都能干。他希望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时候，政府各个部门的政策是能够遵循教育规律。政府各个部门不能光考虑自己这个行业、这个部门对高校有什么需求就出一条政策。这样的政策多了，弄得学校无所适从。
第二是舆论环境。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大学不是象牙塔封闭在那里。中国处于社会深刻变革的转型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在大学里都会有反应。大学如果出事，我们一定要有责任感去解决它，但是千万不要太关注大学，社会上最好对大学多些理解和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收费偏高，已超过了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
高校收费是高校改革里最大的改革，也是最难的改革，因为过去的高等教育是不收费的。目前，国家执行的高校收费政策仍是1999年制定的，当时的收费标准是每年3500元。但实际上现在已超过了这个收费标准。当时的政策还有一点不足，就是按照学校日常运行成本的四分之一确定本校的收费标准。现在有些高校就钻这个空子，故意抬高日常运行成本。他说，另外，当时的政策规定，同一地区的不同学校，同一学校的不同专业收费可以不同。结果，有些高校把专业都搞成了热门专业了。这个政策也成为一些高校高收费的借口。
政协委员、北京二十一世纪实验学校董事长张杰庭：
教育贸易逆差仍然是我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之一。每年因学生出国留学而流向国外的资金高达20亿美元。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目前具备招收外国留学生资格的学校数量过少，国内院校接收留学生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外国院校，出国留学费用高居不下。
建议尽快制订教育市场准入的相关法规、规章与政策，放宽相应政策，鼓励和扶持民办学校招收海外留学生。他预计，假如中国民办学校每年招收2万留学生，将会拉动近百亿的教育消费，同时国家每年可以节约上百亿的教育投资。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战秋萍：
为了给学生腾出时间找工作，有些高校不得不修订教学计划，使本科四年变成三年半或三年授课，专科三年变成两年半或两年授课。“三年大本”现象正使部分高校教学质量下降。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和用人制度改革，许多高校都面临着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因为教育部门有明确指示，一般高校都不得不把毕业生就业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但就业率虽然提高了，教学质量却下滑了。就业压力正在冲击高校正常教学，特别是最后一学年的教学处于混乱状态。
就业是政府人事和劳动部门的责任，教学育人才是学校和教师的天职。建议教育主管部门正确对待和处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帮助高校集中精力搞好教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社区医疗需要人才，但医学院培养制度存在问题。国家应该在奖学金方面对全科医学的学生进行支持。
建议普通医学院应该搞全科医学系，提早给学生灌输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早防早治的思想。教学内容也不一样，注重基本疾病的诊治和预防。此外，国家应该在奖学金方面对全科医学的学生进行支持。
政协委员、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李有成：
师范生免费教育，在现阶段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有利于将高素质的青年吸纳到教育行业中去。但是，目前教育部直属的师范院校只有6所，显得少了些。显然，让这6所院校培养的师范生来承担基层教师的重任，不大现实，它只能起一个示范意义。要保证基础教育教师的素质，起码每个省得有一所实行免费教育的学校。
不可否认，现阶段实行师范免费教育政策利大于弊，但如何落实这一政策，同样十分重要。师范学校一旦实行免费教育，就必须保证学校的经费。如投入不够，学校的硬件上不去，势必会影响教学、科研的质量，这些学校的教师也有可能会流失，不可能形成良性循环。同时，还需要制定相关的制约机制，学生接受了免费教育，如何保证他们到学校教书呢？这就需要具有法律效力协议进行约束，不仅约束学生，还要约束用人单位。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
目前，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普遍雷同，特色越来越弱化，不少专业脱离实际，甚至即便没有办学条件也要跟风开设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我国教育体系是多层次的，有大学、职业学校、中小学。大学也是要分层次的，不是所有大学都要建成研究型的。研究型大学是要有很雄厚的资金支持，要有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什么学校都要开设MBA、法律、经济等热门专业，可是没有一定师资等条件，学校如何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呢？这样的毕业生又怎么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呢？即便我们的社会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管理人才，但是学生能力达不到要求，用人单位还是不接纳的。年轻学生们也要转变观念，成功的方式有很多种，不要一味只想念大学、只读名牌大学。
中国现在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建立一个适应中国社会的系统的教育体系。教育分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等，这些教育还存在不同层次。中国的职业教育现在还很弱，高等教育几乎千篇一律在做大做强做全能，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人大代表、原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
随着网络的普及，论文抄袭的现象在高校里愈演愈烈。很多学生忙于找工作，根本无心毕业论文，很多都是到网上进行复制、粘贴。去年南开大学发现了一起博士生被揭发抄袭论文的事件。当时这个博士生已经毕业了，但还是有原文的作者找上门来。学校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成立了审查小组，经过核实后决定取消这名博士的学位资格。教育部门应把这个做法推而广之，遏制论文抄袭的学术腐败。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唐晓青：
目前，中国教育部门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将其作为教育体系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
一个国家需要科学家这样的高精尖的科技人才，同时更加量大面广地需要适应产业发展需要、高层次的技能型实用型人才，这些都是支撑国家工业发展和产业发展最根本的基础。
欧洲的许多国家，之所以工业能有秩序地发展，正是因为它们的工程技术教育被国家当作了产业发展的基础，当作了产业后继发展的实力建设。所以，职业技术教育绝非简单是教育组成部分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产业的后续发展。
现在看到的中国有关职业教育的论述，普遍落后于这一理念，没有意识到这是产业发展后继实力的建设。现在，大部分的技术是通过引进转移，有些技术的消化已经成为了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教授陈景秋：
现在大学里的“处长兼教授”太多，高校要限制这些处长教授的产生，因为处长当教授会带来很多不公正，尤其是在学校公用资源的使用上，例如钱、物、科研项目等。
一个光杆教授跟一个处长教授差太远了，光杆教授本身就是工资，但要是兼任处长，他申请课题相对容易。其实教授和行政机构负责人是两个系列，教授可以做系主任、副校长、校长，但不应做处长。
人大代表、杭州学军中学校长任继长：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以至学校本身对学校基本建设的投入越来越多，学校建设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好，片面追求气派，加剧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一个学校所传承的文化价值观，学校教育理念是学校教育中的核心因素。学校应当始终把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作为学校教育的主题。
院士视点
坚持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科研环境
——关于我国科研环境的调查与思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佳洱
去年年初，中央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号召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最近中央又将着力推进自主创新作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科研环境是着力推进自主创新的重要条件和基础。为全面、客观地了解我国科研环境现状，探究构建和谐科研环境的思路，我们于近期组织了一次面向全国科研工作者的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086份。通过调查和研究，对构建和谐科研环境的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一、目前科研环境的基本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及一系列重要科技政策的出台，我国科研“硬”环境明显改善。表现在科技投入连年持续增长、科研设施和实验平台建设明显进展、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显著改善等。
调查还表明，科研软环境方面的种种问题严重抑制着科技人员的积极性，98％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我国科研环境建设“非常迫切”或者“很迫切”。软环境方面的问题已日益上升为科技发展的主要障碍。当然，构建和谐的科研环境，需要付出长期和艰苦的努力，但随着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的实施，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二、科研软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一是评价标准过于单一，不论是对何种类型的研究，也不论对何种学科领域，过于强调短期内论文的数量，过于看重刊物的“档次”， 以及拿到的项目的数量与级别。这种表观性的评价并不能准确判断科学上的价值。二是评价过于频繁，“你方唱罢我登场”，造成沉重负担。调查中近半数的人认为过多的评估和检查对工作影响很大。三是存在急功近利导向，一个单位的政绩以至科研人员的待遇、利益等无不与此挂钩。有的被调查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评价有利于“research for paper，paper for money only”，不利于提高研究质量。许多被调查者认为功利化导向使许多人“心浮气躁”，“急于求成”，“习惯于做表面文章”，诱发了浮躁学风与一些不端行为。
第二，科技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一是投入总量虽逐年增加，但投入结构失衡依然存在，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的比例远低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创新型国家，去年，这一比例也仅仅为6％。二是资源分配体制机制不尽合理，导致资源配置分散重复。部门、条块、行业分割，政出多门以及管理层次过多，项目、人才、基地、设施管理分割的格局，没有根本扭转。三是资源分配公开、公平、公正、公信不足。项目评审往往受到“关系”、“人情”等非科学因素影响，而且越是大项目，越容易为一些有权势的单位和人所“垄断”。有72．4％的被调查者认为“拉关系，跑项目”现象“存在，很严重”。由于分配机制不尽合理，造成我国科技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日益突出。
第三，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尚未建立。调查表明，有92％的科技工作者认为我国存在资源不能共享的现象。首先，科研机构中的仪器设备等基本为单位所有，机构外人员难以共享。更有甚者，少数资源拥有者霸占了资源使用权，无法共享。这也造成仪器设备使用效率低下。据了解我国大型科研设备的使用率只有25％。徐冠华部长举了一个典型例子。美国的MODiS卫星的数据接收站，全美建成16座，覆盖全国，满足军民两用；俄罗斯建成8座，而我国已建成30座，仅北京地区就有8座，一些地方和单位还计划未来几年再建50座。重复配置严重影响了资源使用效益，造成极大浪费。其次，国家支持的项目取得的数据和成果不能共享，难以发挥效益。相关研究单位往往要靠“出口转内销”才能得到利用。第三，相关法规，如共享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共享的利益分配规则等建设滞后，也影响了共享的实现。
第四，学术交流文化环境不够和谐。一是同行学术封锁。84％的被调查者认为存在“同行之间学术封锁”。二是学科壁垒。近年来这种现象虽逐渐有所弱化，但调查中仍有72％的人认为学科之间存在“壁垒”。这在资源分配及评审中表现尤为突出。三是学术民主不足。调查中，有84％的人认为存在行政和学术权威压制现象，多数人认为学术关系“近亲繁殖”和“小圈子”现象“严重”。四是用行政机制代替学术管理，妨碍学术民主。
第五，学术监督机制有待完善。当前，学术不端行为不断发生并呈蔓延趋势。在制度建设方面，缺乏防范和惩治的法律制度。在不端行为认定和处理方面，存在认识标准模糊、处理宽严尺度不一等现象。整体上看，教育防范和社会监督体系尚未建立。调查中半数认为“对学术不端行为打击力度不够”，“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是不端行为滋生蔓延的原因之一。
三、关于构建和谐科研环境的思考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有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过程中伴生的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有官本位和片面政绩观的羁绊，有传统文化某些陋习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有科研人员价值取向的偏离，但根源在于违背科学发展观。发展科学事业如同发展社会主义其他事业一样，都需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基础研究工作中贯彻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把握和遵循基础研究的使命、特点和规律，结合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
第一，坚持学术评价科学性。
要从科学的责任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坚持正确导向，使评价有利于引导科学家摆脱功利的羁绊，树立求真唯实、爱国奉献的价值观。一是坚持分类评价。遵循不同科研活动的发展规律和不同科研主体的成长规律，区别不同评价对象、研究活动、学科领域等，制定不同的标准。二是处理好“质”与“量”的关系。要强调对“质”的具体深入的分析，重视对智力资本积累的实质性贡献。三是着眼长远，避免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不将对一时一事的评价简单地与单位政绩和个人待遇挂钩。
第二，增强学术包容性。
要形成对失败的包容，对不同学派、学术观点的包容，对不同研究人员、研究风格的包容，甚至对学术“怪才”的包容，等等。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摒弃门户之见，宽容创新中的挫折，重视对失败的反思。要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千等，不以身份名望论高低，保护对权威结论的质疑，保护不同的学术见解，保护“小人物”。
第三，保障资源配置公正性。
在宏观层面，要加强统筹协调，调整投入结构，合理筹划区域和学科领域布局，明确各部门职责，避免重复和趋同。在微观层面，要强调提高透明度和民主程度。在观念上，要坚持以学术价值判断为核心，减少行政干预。在制度安排上，要坚持同行评议制度，在项目立项评审中提高国际化程度，健全和完善回避制度、信誉管理等制度。
第四，提高科技资源共享性。
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高举大协作的旗帜，逐步建立和健全互助合作与资源共享的制度，加大相关平台建设的力度。对国家大型仪器设施，可借鉴国外经验，设立“用户委员会”，参与平台的建设筹划、使用和管理等。
第五，增强学术监督有效性。
不端行为的滋生和蔓延对科学事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消除这一现象，一要坚持教育为主，注重防范。加强科学道德培训，倡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二要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学术规范建设，建立良好的科研行为规范；加快立法，对严重不端行为适用法律。三要加大监督处理力度，发挥警示和惩戒功能。四是要加强社会协同，加大不同部门联合治理力度，使不端行为陷入“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
四、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调研工作的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落实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关键时期。科研环境如不能根本好转，将成为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建议国家权威部门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就科研环境特别是软环境问题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理清问题，析透原因，加强环境建设顶层设计，提出解决办法和途径，以期对阻碍我国自主创新的制肘因素进行彻底整治，建设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和谐科研环境。
关于规范大型公共建筑方案评选的几点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何镜堂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兴建大型的商业、办公、文化、体育、会展和交通建筑。这些建筑对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城市生产生活服务功能，改善城市形象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有不少设计部结合国情和当地的经济条件，盲目追求高标准，热衷于搞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在选择建筑方案时忽视实用功能，忽视城市地域和历史文化环境，不重视资源节约，片面追求外形新奇特；在建筑方案招标时，不重视发挥本国建筑史的作用，盲目崇洋。其结果不但是我国建筑设计行业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而且城市的传统文化风貌得不到保护，城市建设逐渐背离“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设方案。为进一步加强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方案评选，特提出下面几点建议：
1、认真执行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法，一般工程鼓励采用国内建筑方案招标，重大工程组织国际招标时，一般应保证有过半数的国内单位独立参加招标，无论参赛条件或设计收费标准，国内外单位应一视同仁，同等国民待遇。2、招标文本除建筑构思外，还要提供实用功能、建筑节能、环境保护、工程造价及运营成本等专题报告，并作为评选的依据。3、建立透明的专家评审制度，评委应由专家组成，专家应包括城市规划、建筑、结构、设备及经济各专业，评选应贯彻设计方案，明确要点，避免单纯追求外观形象的倾向。评委名单及评审意见要向社会公示，接受监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杜绝黑箱操作。4、中标方案应从入围的方案中综合比较，从实用功能、技术手段、环保节能、投资造价以及与城市传统文化和环境协调等各方面比较，由专家组综合优选，甲方不应以设计费压价作为入选的依据，也不应由领导说了算。5、建议主管部门在调查总结当前大型公共建筑设计方案评选的基础上，召开专家座谈会，早日制订出具体管理法。
关于在863计划中恢复“人工晶体”专项的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沈德忠 吴以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蒋民华 闵乃本 陈创天
去年10月1日，科技部发布了一份“863计划新材料技术领域”重点项目课题申请指南。该指南虽是以“新材料”冠名，但涉及的大部分课题都是全固态激光器及其应用技术。
该指南设置四个课题方向分别是：(1)5千瓦级全固态激光器及其工业化应用研究(总经费1千万元)；(2)新型激光材料与器件技术(总经费800万元，其中包括研制出工业型紫外激光器)；(3)激光全色显示技术(总经费400万元，要实现超大屏幕激光数码影院系统的工程化和实用化)；(4)激光医疗技术与设备(总经费200万元)。可以看出，该指南除了第二个方面涉及一些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外，2/3以上的经费都是用去搞激光器及其应用技术。
我们并不反对研制激光器。正相反，我们希望国家重视激光器的研究(我国目前使用的高质量激光器，绝大部分靠进口)。但激光器的研究，应该在863信息领域或国家专门设置的专项经费中去安排，而不应挤占用于材料研究的经费。激光业界有句名言：“一代材料，一代器件；一代器件，一代激光器。”没有先进的材料，就做不出先进的器件；没有先进的器件，何谈先进的激光器？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下面举一个例子。
目前用Nd：YAG晶体激光介质制作的激光器，1064nm激光的最大输出功率为27000瓦；而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利用日本研制的透明Nd：YAG激光陶瓷制作的全固态激光器，其1064nm激光的输出功率达到67000瓦，10秒钟内把25mm厚的钢板打穿一个大洞。没有先进的激光透明陶瓷，就研制不出输出功率如此巨大的全固态激光器。
这种与全固态激光密切相关的Nd：YAG激光透明陶瓷材料，由于其优异的性能而在激光业界引起极大的兴趣。近年来在许多激光专业会议上一再呼吁进行研制。但在上述863新材料重点项目课题指南中却只字未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不清楚。我们曾听说有个别管理人员重整机、轻材料，认为整机成果易有显示度，而材料则可以通过进口解决。从他的角度来看也许整机比材料更重要。问题在于整机的基础在材料和器件，没有先进材料和器件就不可能有先进的整机，而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先进材料和器件的。许多集成电路元件，国外禁运；碳纤维，日本不卖了；就连用于激光核聚变的大尺寸KDP晶体，美国也不卖给我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我们在历史上是有许多教训的。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展863计划以来，我国人工晶体材料的研究在该计划的“人工晶体专题”支持下，得以蓬勃发展。一些新型线性光学晶体的研究，如BBO、LBO、KTP、KN、Mg：LN等，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这些晶体制成的激光变频器件畅销国内外，被誉为中国牌晶体，直到今天，也还是国内晶体材料行业的主打商品。可是“九五”以后，863取消了“人工晶体”专题，此后就很少有中国牌的晶体问世了。与此相应，我国激光界也没有取得如前述美国利弗莫尔实验室那样的巨大进展。这样的教训，我们应该吸取！
863计划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着重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高技术问题。在项目安排上应该突出创新、强调跨越式发展。我国人工晶体是材料领域中为数不多的在国际上具有优势的科研领域，但面临着西方大国激烈的挑战和竞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何才能够继续保持我国人工晶体研究的领先地位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引导，从上述863新材料重点项目课题指南反映出的导向来看，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指南所制订的激光器及其应用指标用国际水平来衡量是很低的，不可能承担起带动人工晶体持续创新发展的作用了。
在此，我们向科技部呼吁，为了保持我国人工晶体研究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为我国的激光、信息、核爆模拟、集成电路研究制造等事业的发展而研制提供先进的晶体材料及相关器件，建议在今后的863计划中恢复“人工晶体”专题。该专题在所有研究经费只限用于晶体材料的研究制备和相关器件的加工制造。如果该专题研制出的晶体材料或相关期间永载激光器中可以获得新的激光段或改进提高激光器的性能，需要用该材料或期间制作激光器，则可无偿的提供这些材料或期间给相关的激光器研究团队，由他们向863信息学部或其他机构去申请研制该激光器的经费。
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综合管理的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七虎
目前，在我国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热潮已经涌动，普遍的模式是正在结合城市中心区改造和新区建设进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迄今已有多个城市编制了或正在进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控制性规划或详细规划，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数量快速增长，总体规模和发展速度已居世界同类城市前列，中国已成为世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大国。
城市地下空间利用步入“网络化”和“体系化”是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新阶段不断完善的表现。网络化是以地下空间交通为框架发展地下空间体系，辅之以地下的步行道系统，突破地下空间单体相互分割、独立，形成彼此连通互相有机联系的鲜明特点，体系化则是超出人防和地下交通的范围，集地下交通、人防、商业、文化、休闲停车、市政设施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的地下空间体系，体系涵盖了浅层、次浅层、次深层与深层的主题概念，还包括地上与地下协调，成为城市规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但是随着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的发展，地下空间利用涉及的法律管理瓶颈日益凸显。目前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方面还没有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仅有的是1997年10月制订、2001年11月修订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人民防空法》仅对涉及地下民防工程进行了规定。没有专项立法，只有建设部的综合性的行政规章，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内容也都不完善，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特别是缺乏当前亟待明确的地下空间资源的所有权、规划权、管理权、使用权以及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当然有个别城市制定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条例，但都较分散，不完备。此外，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涉及城市建设、市政、交通、国土资源、人防、园林、规划等多个部门，由于部门条块分割，多司共职，造成了多头管理与无人管理并存、形不成合心合力的局面。为此我们建议：
一、健全法律法规。尽快立法，明确地下空间资源的所有权、规划权、管理权、使用权以及相关的技术标准、规范；
二、尽快在编制体制上明确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统一的管理机构和协调机构，及其相应的职、权，形成地下空间开发在总体规划、项目审批、设计审查、工程管理、安全监管、技术创新、行政立法和信息管理上的有效机制；
三、制定促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政策措施。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坚决控制建设占地规模”。国务院也提出了建设节约型城市。鉴于城市地下空间在节约城市建设用地上的巨大作用以及地下空间开发的投资大，建设回收慢，但社会效益高的特点，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促进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从而促进城市节约用地。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几点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兰荪
我国经济、社会、军事实力要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有赖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这已是从中央至地方乃至全体民众的共识。但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不取决于投入的增加，而在于现有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制定有关的政策与法规，促使企业加大研发的投入，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产品。政府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中的主要职责不应是经费上的投入，而应当是通过政策、法规的制订，为企业加大研发的投入、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产品施加压力和提供动力。由于我国目前劳动力的价格仍然较低，因此中央和地方应当通过税收等手段，鼓励企业研发高新技术产品。如企业上缴的税收，应当基于企业所消耗的原料、能源等，而不是企业的产值。这样，企业就会尽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二、设立研发与科研成果孵化的机构。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在科研成果的研发与转化方面存在着两个基本事实：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由于规模和经济实力的限制，没有能力设立有实力的研发机构；我们目前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由于缺少中介、孵化与中试等环节，而不能转化成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商品。因此，根据我国的国情，应当借鉴我国台湾、香港等地通过设立“工研院”等机构的成功经验，设立相应的机构。虽然我国近年也在各校、所、企业也建设了不少基于上述目的的“工程中心”等类似的机构，但是大多转化为对这些单位的经费、设备和人员的投入，并没有达到设立时的初衷。所以，关键在于这些机构的机制与体制并不适应自主创新的要求。应当看到，台湾的“工研院”等机构在这方面远比大陆的相应机构成功，而且他们的一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为此，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学习相关经验，而且可以利用海峡西岸、特别是厦门的地利优势，借助“工研院”的一些前负责人已在大陆、香港发展的机会，在厦门设立这样的机构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各地推广。此举还有利于吸引台湾的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小三通”两地兼职），为促进两岸人民的来往与交流作出贡献。
三、加强对我国研究机构的改革工作。近年来，我国不少研究所、包括中国科学院的部分研究所已经改制成企业，但是它的定位仍然不够清晰。为此，有关部门应当做好协调与进一步改革的工作。中科院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完成国家目标与任务，充分发挥中科院“大兵团”作战的优势；而以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工作，应当主要由高校教师来完成。
四、“风险基金”应当真正起到鼓励创新的作用。创新必然具有风险，目前各地设立的“风险基金”或“创业基金”等也都出于这样的初衷。但是由于它们在运行模式等方面的问题，往往由于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实际上不敢去冒风险，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有关部门应当认真研究和探索它们的运行方式，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支撑。
落实科学发展 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魏复盛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节能减排”两个约束性指标去年没有完成，并指出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改变，必须坚定地去实现”，全体代表报以热烈掌声表示拥护和支持。温总理在报告中十几次强调节能降耗与环境保护，要把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环境、集约用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八项重要而具体的政策、经济措施，我的感受颇深。谈几点体会。
一、节能降耗、保护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的矿产资源、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许多流域水环境、区域空气环境受纳污染物总量超过了它的环境容量，致使环境质量恶化，这都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也影响子孙后代的发展。
节约能耗、保护环境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节能降耗与保护环境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例如我们少用1亿吨燃煤，平均就可减少160万吨二氧化硫的排放。又如我们居民每天平均用水150升，如能节约20-30升，一个100万人的城市就可节约2-3万吨水资源，同时也减少了城市污水处理的压力。
我国与发达国家节能减排存在很大差距。例如2004年我国消耗资源量占世界的份额分别为：原煤31%、铁矿石30%、钢铁29%、氧化铝25%，水泥40%，但创造的GDP仅占4.4%。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美国的4倍，是德国、法国的7.7倍，是日本的11.5倍；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十几倍。
国内传统的老工业技术工艺落后，与国内相同的先进行业企业相比，其单位GDP的能耗、排污量要高出1-3倍。
无论是国际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同国内相同先进技术工艺比，我们仍存在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和企业，因此节能减排有很大的空间。
二、污染物减排要从源头抓起
重点治理“三河三湖”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相应流域内工农业和生活污染源未能很好控制住，存在边治理、边污染、边破坏，就使治理成效大为降低。因此要把污染控制在生产过程中，从根本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应抓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提高新建项目能耗物耗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准入门槛，严格预防新建项目的污染。2、加大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关停小火电、水泥、电解铝、铁合金、钢铁、电石等技术工艺落后的企业，既节约了资源，又使得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下降。3、大多数工业企业难于实现污染物零排放，因此需要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升级，通过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达到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污染物的产出量和排放量。还要加入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的治理，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特别是火电厂的脱硫和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的减排。
三、加大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
近几年各地建了不少污水处理厂，在治理污水、减少污染物排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建成的污水处理厂，有的由于管网不配套、污染处理设施缺乏、污水处理收费不到位或监管不到位等原因而实际污水处理率不高。未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效益。还有许多中小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整个城市的取水直接排入江河湖库，加剧了环境水质的恶化。因此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制订政策，吸纳社会资金，增大投入，要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现实问题，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覆盖率和提高已建污水厂的实际处理率。
四、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温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强调要控制农村面源污染，非常重要。农业面源污染包括化肥农药流失、水土流失、家禽养殖业粪便污染、水产养殖业污染、农业废物（如秸秆燃烧污染大气）等。根据部分典型区域调查，农业面源污染对水环境化学需氧量、氨氮污染贡献率达到40%-60%。总氮总磷是湖泊水富营养化的两个主要污染因子，面源污染的贡献率高达70%-80%。因此如果面源污染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和削减，环境质量就难以得到根本改善。
农村面源污染和农村脏乱差影响到农村环境卫生和农民饮水安全，直接威胁农民的身体健康。
现在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还处于无相应的法规标准和管理办法，无管理的责任主管行政部门，无总体规划和资金投入渠道，简称“无法管、无人管、无钱管”的“三无状态”。
建议国家应尽快制订农业面源污染管理办法或条例，明确责任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把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产业结构布局调整，推广科学养殖、农村沼气化、有机肥返田、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巩固发展退耕还林，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水土流失等措施，尽快开启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
五、真正落实三个战略性转变，节能减排任务定能实现
温总理在去年全国环保大会上提出环境保护要实现三个战略性转变，即从重经济轻环保转变为环保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保滞后于经济转变为环保与经济发展同步；从单一用行政办法转变为综合应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2006年全国节能减排指标未完成，我认为各级政府在处理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关系时存在“一重一轻、一先一后、方法单一”的问题。其实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大幅增加，污染物产生量也同时增长。一方面经济利益的趋动和吸引力很大，另一方面节能减排难度又很大、任务很艰巨，孰轻孰重？似乎二者矛盾难于协调和统一，但我认为各级政府和各个企业都像争取建设新项目那样锲而不舍，都像抓落实发展经济计划指标那样不动摇、不放松，我看“十一五”节能减排指标一定能够完成。
这个目标的完成还要加强重点源的自动在线连续监测，加强监督管理的力度，依法处理违法违规的行为。
两会热点
利用科技手段，加强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 夏国洪
近年来，我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社会稳定和制约国家发展的大问题，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和监管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仍很严重，前不久出现的河北“红心鸭蛋”、“苏丹红”有毒食品、山东“多宝鱼”和黑龙江“齐二药”假药、安徽“欣弗”劣药事件等都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分析其原因有很多，例如食品药品从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制造到流通消费的环节众多，供给体系复杂，而食品药品的生产过程又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手段，使信息不能有效传递，消费者很难了解最终产品的品质，再加上相关的法制建设不完善、执法监管部门职能交叉和多头执法、地方保护和执法不力等因素。但是造成有毒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的原因除了以上这些属于客观因素或管理上的问题外，我们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科学技术的作用发挥不够，表现在：1、食品药品安全管理的标准工作滞后；2、检验检测水平不高，而制假售假的手段花样翻新，有的甚至运用高科技制假；3、防止和制止制假售假的技术手段不完备，研究落后滞后等等。这些技术方法不解决，单靠教育、法律和管理是难于作到食品药品安全的。
因此，要有效作好食品药品安全管理，除了要从教育、法律、监管制度、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强外，还必须充分发挥科技手段的作用，后者在国家金税工程中已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假发票盛行，偷漏税现象严重，国家采用科技手段和管理相结合，即国家“金税工程”，利用密码技术和网络技术，对假发票、阴阳票等多种偷漏税进行识别和鉴别，从而有效地威慑和制止了偷漏税现象发生，使国家税收每年呈五六千亿元速度增长，这是一个很好的利用科技手段解决国民经济重大问题的示范工程。所以，我们提议利用科技手段来解决食品药品安全管理问题，必将取得显著的成效。
近年来，随着检验测试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只要有效组织，完全有条件用于食品药品安全管理。这里主要讲射频识别技术（RFID技术，也称为“电子标签技术”），它作为一种先进的信息采集储存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为各行业物品识别带来了革命性变化。RFID具有的无线传输特性与物品标识的唯一性和安全性使得其成为对物品追溯管理的有效技术手段。因此，RFID技术应用到食品药品生产和流通流域，将是对食品药品安全管理最有效的监管手段。
目前，国际上已经将RFID技术应用到食品药品监管领域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欧盟的食品可追溯系统主要应用在牛肉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牛肉可追溯系统是指牛肉从农场的动物养殖到运输、屠宰、分割、贮藏、加工和包装直至进行市场销售的供应链中，保持生产和监管的透明度，以及产品完整详尽的个体信息；又如澳大利亚已经建成了一个牲畜标识和追溯系统（NLIS），主要用于牛和羊。加入NLIS系统的牛必须使用统一的电子耳标，羊使用统一的塑料耳标。据报道，自2002年7月22日起，澳将全国1.15亿头羊都打上产地标签。当牧场主将羊出售给屠宰厂或出口时，必须在申请表上填写标签号码。有关部门一旦发现某种疾病，便可以根据标签号码迅速查出该羊的产地和农场，并尽快采取预防措施；再如依照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10%的药物属于伪药，为此产生的消费后的争议诉讼、后续医疗等费用难以估计。因此，2004年11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提出药品射频识别技术(RFID)可行性研究方案，针对药品标签、处方单、电子纪录及品质等环节，将病人用药安全为核心，将RFID技术应用于药品制造商、包装商、代理商、零售商等整体药品递送流程。
我国国内对RFID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也已悄然兴起，并在食品药品安全各个环节的应用上开始起步。如四川成都春源猪RFID耳标应用、北京市工商局与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首都奥运食品控制系统等。但将RFID技术应用到食品药品监管的整个过程还存在一些问题：1、RFID的标准制定起步较晚并至今未确定，因此影响了我国这方面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2、目前RFID的核心技术储备不足，高档的特殊用途的芯片及制造工艺需要公关；3、RFID标签价格偏高，对一些低价、散装商品附加成本太高；4、食品药品监管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控制工程，涉及到的部门较多。
为此，我国需要从RFID技术的可行性、经济可承受性和国际市场准入性出发，构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食品药品安全追溯管理体系。
具体建议：
1、建立基于RFID技术的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控管理中心。
（1）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联合相关科研机构和企业，组建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控管理中心。（2）基于食品药品监管的需求，由中心牵头配合国家有关部委，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3）促进和完善RFID技术在食品药品安全管理领域的应用，研发核心技术（自主RFID设计、芯片、天线设计、信息安全、编码技术、封装工艺等），集中攻关，务期必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食品药品安全管理解决方案。
2、建议国家从政策和财政上加大支持力度，促进核心技术的攻关和各种相关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3、建成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国食品药品安全追溯管理服务平台。（1）通过RFID、密码和网络技术对食品药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完成信息采集，实现全程监控。（2）基于管理服务平台，实现用户对食品和药品信息的追溯和查询。（3）先在国内最急需的城市或地区以及老百姓最关心的食品药品试点（如处方药、预包装食品等）。用三年左右时间，建立“国家-省（市）-地市”三级食品药品安全管理体系。
4、不断完善全国食品药品安全追溯服务平台，作为国家电子政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食品、药品以及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决策服务。
（出处：《科学中国人》2007年第三期） [推荐给朋友]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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