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双学位之主辅修与双学位哪个更好？
从理论上讲，双学位教育适合所有的学生。很多考入大学的学生一入学还拿不定主意：学历史还是学经济呢？这个时候就要两个专业一起学。也有的人一开始要学历史，快学完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大喜欢历史而是喜欢经济，这个时候也要给学生学习经济的机会。
不仅仅是重点大学，其他院校甚至是高职院校都可以推行辅修/双学位教育，双学位教育说到底是一个教育机会的问题。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还不够灵活，目前还没有建成一个灵活、开放的系统，给予学生在其各年龄和人生阶段、对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有了解后的教育机会。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应当变得更加灵活、开放，给学生更多的机会来寻找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发展方向。这是教育质量工程中目前尚未被注意到的方面。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
我国和日本目前都是学历社会，唯学历论在西方已经作为被批判的对象，日本也已经反省了二三十年，现在大力推行双学位教育，很有可能对学历社会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施行双学位教育的本意是鼓励学生自由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但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却很容易演化成学生单纯地追求学位这一纸文凭，反而起到相反的效果。
现在有些西方国家对员工学历对应工资的标准有具体政策，每一档次的文凭起薪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制度，严格规定聘用博士、硕士、学士的起薪是多少。如果有相关规定，公司等用人单位就会考虑到用人的成本，根据岗位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哪一档次学历的员工，那么我国目前的学历高消费的状况就会得到改观。
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用人单位终归会看清：用人的标准说到底是人的能力而不是文凭。市场上的信息反馈到学生及其家长那里，就会缓解大家蜂拥而至考研究生或者辅修双学位的现象。
目前我国的教育实际，在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方面，主辅修制比双学位更加合适，而没有必要颁发学位，让学生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辅修其他学科的课程，在课程记录中体现出来就可以了。
就文科学生来讲，他们泡在图书馆里相互切磋得到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能力。相反，为了应付考试，考完以后就忘了内容，这样学生学不到什么，如果双学位教育仅起这样的作用，就没有必要再大力推广。
——厦门大学社科处副处长陈武元
基础研究要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我国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现状如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足？
因目前我国采用了较新的自动化技术，我国工业的自动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并无明显劣势。但由于综合自动化水平较低，综合生产指标控制方式以人工为主，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综合竞争力弱。我认为，我国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就必须支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综合自动化技术。
国外高校一般不单独设置自动化专业，主要在相关的工程专业培养人才，从事自动化技术研究的教授也多为相关的工程专业出身。而在我国，自动化专业学术带头人中从事控制理论研究的多，从事自动化技术研究的少，而且重传统控制理论，轻自动化技术，能够解决我国重大自动化工程问题的人才匮乏。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是重理论、轻实践，重传统控制理论、轻自动化技术。
结合我国综合自动化技术发展的前景，我对如何提高自动化专业人才从事工程科技的创新能力，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要重视工程背景，培育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学风；其次，要培养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的精神；第三，要培养热爱科学研究、遵守职业道德的精神；第四，要勇于实践、自觉提高自身知识生产力；最后，还要培养以工程实际为背景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
研究生教育不应只关注学生
事件：2007年11月30日，这一天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林连伟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以一个导师的身份出现在学生面前。而是重新当了一回学生，坐到了求是导师学校的课堂上。
“我刚刚当了一年的导师，这段时间发现带研究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如何处理师生关系上，这种情况下参加这样的课程，对我的帮助很大。”林连伟这样说。
求是导师学校的建立，是浙江大学在研究生教育上的一次探索。一方面，学校聘请一些专家学者，向导师提供一些教育改革的创新案例和教书育人的成功经验，以及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一些知识信息。另一方面，学校利用这样的平台也是为了促进导师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共同探索和解决研究生指导工作中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以前更多的是从学生层面入手，但在研究生培养中导师也是很重要甚至是关键的环节，所以需要在导师层面做一些工作，在这种前提下开始考虑成立求是导师学校，这样做既体现了学校对广大导师的人文关怀，同时也对广大导师寄予了一定的厚望。
据我所知，这种形式的尝试在国内高校还是第一次。
总体来说，校方也希望凭借这个平台，让导师真正做到教书育人，通过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学术魅力，去赢得社会肯定和学生尊重。我们不想让老师觉得这是我们对他们的再教育，而应该是对导师工作的切实帮助和有力支持。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处副处长章丽萍
从事科学研究要学会冒险探索
我在贝尔实验室作了37年研究，每当进入贝尔实验室大门时都看到贝尔肖像上的几行字：别每天都在一条路上走，有的时候也应该跳到树林里去，你会发现很多从来没看见过的东西。作科研、搞发明创造也要进行冒险探索。
很多成功的革新者就像冰球运动员一样，运动员要把握球的趋向：球往哪儿跑，运动员要往哪儿去；还有从统计学上来讲，如果你不射门的话，球永远不会进。但要预测科技发展趋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比方说，1943年，IBM总裁Thomas watson预测：这个世界大概需要5台计算机；而现在全球有多少计算机？1949年，还有人预测：计算机到最后可能会减少到1吨半重；现在最轻的计算机重量是多少？1981年，比尔.盖茨预测：个人计算机存储空间640K就足够了；现在家用计算机存储空间有多大？能否预测精确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的预测方向是对的，并能按照这个方向去探索。
有充足的自信心，并坚持向着你的目标努力才能使你的工作成功；要保持乐观精神，多看一下每一件事的正面。另外，还要做你喜欢的事，这样才能在做事的过程中找到乐趣。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卓以和
学界不能全是“短平快”
“二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精神在当今中国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在我看来，剑磨得好不好，肯不肯二十年磨一剑，既系于个人心境，也需要外在环境的配合。
作为当代中国学者，如果你真的想“二十年磨一剑”，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不怕抢滩”。要不，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别人抢先出版，你就白做了。你愿意磨二十年，而不是三年五年就赶紧出手，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极有自信，相信自有独立的见识与裁断，跟那些辗转抄录的不一样，不会被轻易覆盖。有些书是开风气的，那要早点出来，不完善没关系；而属于常规建设的，则讲求“功德完满”，那需要水磨工夫，不能急。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刊行的很多学术书，大都是“半成品”——立意很好，作者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可火候不到，提前出炉，因而留下了不少遗憾。“精品”之所以不“精”，主要原因是打磨不够；而背后的因素则是市场诱惑与学术评估并举，剥夺了学者本该有的从容、澹定与自信。
以我的观察，最近二十年，好的人文学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人撰写；第二，长期经营；第三，没有或很少资助。我对人文研究领域的“大兵团作战”不太欣赏，动辄四五十人的合作项目，能否“强强联合”，我有点怀疑。至于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不是最关键的，有时甚至还坏事。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赶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
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基本上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最后才进入人文学领域。而最不适应这套机制的，正是人文学者。有的学术凭的是学者自己的学术感觉，长期积累，逐渐摸索，你非要他开工之前就拿出完整的规划，那只能瞎编。现在的这一套管理办法，培养出一大批“填表专家”，题目设计得很漂亮，计划也编排得很完美，主要精力和才华都用在如何把钱骗到手。这就难怪，走进书店，大都是急就章，“好书名”很多，好书很少。
建议政府改变奖励学术的机制，除了现行的课题申请，应增加一些奖励办法，鼓励学者们坐稳冷板凳，甘心情愿地十年甚至二十年“磨一剑”。否则，再过若干年，放眼中国学界，可能全都是“短平快”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出处：《科学中国人》2008年第三期） [推荐给朋友]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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