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巨磁阻效应的发现领悟到的三点启示
早在150年前，英国开尔文男爵发现铁电阻在磁场作用下有2％的改变。直到1988年德国科学家格林贝格尔和法国科学家费尔用分子来处延技术，将铁磁材料和非磁性材料相间制备成纳米级薄膜三明治和许多层相间薄膜三明治，使磁致电阻变化一下提高到6％～60％，称之为巨磁阻效应。从此开辟了一个自旋电子学的新兴学科，可以用电子自旋存储海量讯息。
 必须特别指出，IBM的科学家帕金，改用廉价、技术难度不高、真空阴极镀膜方法来制备多层纳米薄膜，在经历了几万次配方实践，终于找到可以实行规模生产的方案，从科学上的有所发现转变成技术和工艺上的有所发明，最终使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年赢利达数百亿美元之巨。由此事例，不难看到诺贝尔奖获得的三点启示：
1. 随着科学、技术和工艺的关联越来越密切，没有科学家、工程师、能工巧匠组成团队，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集思广益、众志成城，没有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和毅力，完成一项重大的原创性突破是不可能的。看我国现行体制，科学和技术分开，技术和工艺分开，理论和实践分开，铁路警察，人自为战，各管一段。没有团队内剧烈的争辩，也没有形成共识有所斩获时共享喜悦，这场注定要败局的国际竞争，如隔岸观火一样的明白，难怪谈到国人何时能获诺贝尔奖这一话题时，或是噤若寒蝉，不甚了了，或是枉顾左右而言他。成果是干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正如钱学森在谈到他撰写“非线性弹性力学”开山之作时曾说：“不吃大苦，不流大汗，光凭一点小商小贩式的小聪明是做不出大成果的”。马克思也说：“在科学的入口处和在地狱的入口处是如此相似，不可有半点犹豫”，不敢下地狱的人，升不了天堂。现在科研经费和科学家的生活待遇，已非我辈在五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清贫生活可相比拟。但是在当年自觉相结合形成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已消失殆尽。中关村各研究所的灯火一片已成追忆中的往昔，每当华灯初上北大清华的校门口，豪华汽车鱼贯而进又鱼贯而出。白天官本位，晚上商本位。白天是科学家，是系主任，是大学教授，是党委书记，晚上则和资本搞交觞，成了为得意的副业。
2. 《科学时报》2007年10月17日头版刊登了6位当年诺贝尔奖得主的近照，白发苍苍，有年过七十者仍在一线工作。而在我国，不是院士的科学家60岁一律退休。自古英雄莫非出少年。上世纪50年代，李政道获诺贝尔奖才30多岁。然而，据此制定以年龄划线的政策却实非明智。因为老马识途，老骥伏枥的案例同样不胜枚举。Max波恩获诺贝尔奖时已年过80，BCS超导理论是研究生Schrift的主意，但没有导师，老科学家巴丁领航，老中青三级合也不行。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关联愈来愈密切，近年获诺贝尔奖者已少见年轻人，大都在中年以上，年过六十者也大有人在。年轻人虽思路敏捷，经历与见闻皆不足，而重大的原创性突破，需要科学家对科学发展在不同阶段的要点、难点，尤其是疑点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对学科融会贯通，深知其得失利弊。这往往依赖多年学习、研究、思考和丰富的阅历。历史的机遇往往在细节中找到突破口，从偶然走向必然。有这样悟性和直觉的科学家无疑是少数，恰又能碰上这样机遇的幸运儿和团队就更少了。可见，除去科学、技术、工艺三结合外，还需加上老中青三结合。在我国，以年龄划线，为徒弟赶走师傅制造借口，优良的传统承袭和情同父子的师生情谊，而今已荡然无存。当局制定以年龄划线的政策，没有一个利益集团的驱动是不可思议的。
3. 管理科学的三字经是点题、点将、点钱。
一是点题：点题的目标，脱离不开富国和强兵，以假借基础研究重要为口实尽写一些不切实际，以成名成家为潜在目的的文章，不应得到国家经费过多的支持。点题是否准确，不在点题者有多少科技知识，而在出题目的人有无了解世情和国家急需的政治远见。所以政治挂帅，外行领导内行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如何建造八级地震也压不死人的房屋，节流喜马拉雅山高位能的雪水，灌溉新疆和大西北干旱的土地，把月球上的固态氦Ⅲ运回地球解决人类能源危机，还有诸如像激光聚变……之类的课题作为国家重点。
二是点将：作什么问题明白了，那么由谁来做，应广告天下，像古人那样在国家网站上贴招贤启示，择能而取。还得立下军令状，建立问责制的法律条文，用错人该罚，反之该奖。
三是点钱：钱该由谁来花，又怎么去花。公私分明，来不得半点虚假。
做到这三点，就算管理有方。一般化的小改小革，全由中小企业去作。只管投入，不讲回报社会，管理不当又不问责，这样的科技体制，除去以文谋生，其唯一的成果就是成就了一大批隐形富翁。
二、诺贝尔奖是人类认识自然的界碑（milestone）
回顾20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以诺贝尔奖的内容编年排序，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的界碑大致无错。80年代的诺贝尔奖不可能在20年代出现，自然规律的发现也像剥笋那样，总得一层一层地剥去。点题不要去点那些时机尚未成熟难能企及的课题，既不过之，又要力所能及。剥笋剥了那么多层，如何得诺贝尔奖早已有规律可循，决不像某些利益集团散布的那样，说什么诺贝难，难于上青天。自己得不了，又把大门一关不让别人去争取，这才是真正的霸道。
中国积弱百年，华人得诺贝尔奖者已有七，总数超过日本。然总数4000万土生土长的科学大军（包括民间科学家），具有诺贝尔奖潜质的人难道一个没有？！中国是一个人才大国，十年文革摧残，斯文扫地。77年恢复高考，人才又是辈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出国留学生成了美国科学家的摇篮。全世界一流科学家，华人也为数众多，可见不是中国科学家无能，而是中国的政治家急功近利，缺乏整治远见。其实质是不愿放弃对科技资源的垄断，以免丧失少数人发财致富的特殊通道。于是，才能小的领导才能大的，听话的领导不听话的，结果成就了一批长袖善舞的科研“经纪人”，他们以获取资金为能事，真正的学者却成了他们的雇佣劳动者。一切都向钱看，导师也一律被学生称呼为老板，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都被撕成碎片。理想和情操成了经济大鳄侧目的笑柄。中国科技向何处去，又成了忧国忧民的热门话题。何时得诺贝尔奖，牵动着国人的神经。
应该引起深思的，一个以技术立国的日本，为何这两年也在号召力争诺贝尔奖，继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当今又出现了一个知识资本和网络经济的新秀。有人说，得不得诺贝尔奖无关宏旨，岂不等于在说，中国科学家无需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只要拾人牙慧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搞点高科技跟踪，就能舒舒服服的过上太平日子了。甘心作二等公民的心态，总有一天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将降临。
开放改革三十年，我国在科技工程上，继嫦娥奔月之后，36公里跨海大桥又横空出世，成绩举世瞩目。为什么在“有所发展，有所发明”的基础研究领域乏善可陈。不仅如此，有些以文为生的学者，著文公开教诲我们政府官员，不要健忘58年大跃进十五年赶英超美留下的笑柄，我们某些自甘做御用文人的大师也把过错指向五千年传承的中医和易经，要古人为今人背过。从这次抗震救灾壮举之后，国家最高领导还喜欢不喜欢这样的奉承，实在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三、从中国学术生态环境变迁，看科技改革的方向
上世纪30年代赴美留学生，学飞机的进不了人家的飞机制造厂，学造船的进不了大学的波浪实验室，同样，50年代留苏生也进不了人家核心机密实验室。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年逾七十岁的人的师辈绝大多数是做理论研究的原因所在。在国家利益的面前，意识形态的因素就显得特别的脆弱。到了1957年，李政道、杨振宁获诺奖，在中国大地又刮了三十年理论风。可是到美国学理论物理的绝大多数学子由于找不到工作而改行，然而在清华北大中科院这三处学术胜地，至今高级工程师仍是一个贬称。崇尚理论，轻视技术，鄙薄工艺，似乎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遗留下来的难以打破的传统。
1956年钱学森，郭永怀回国建力学所，旋即两弹工程上马，从此技术科学在中国才有了一席之地，即便如此，中国的学术刊物上至今仍充满了理论计算的文章。科学实验的论文少之又少。可以说，五十年前的中国科学，仍停留在上层建筑这一层面，是属一种文化现象。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多半停留在口头上。这一时代的科学家，大部分是学者，发明家凤毛麟角。
科学家不需炫耀自己，全看是否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格物致知的目的全在学以致用。物理学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懂的地方可以向数学家、哲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和其他学科的专家讨教。什么书都要读，图书馆里的书是读不完的，所以诸葛孔明在群英会上舌战群儒时有这样一段名言：“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临危处变，百无一能。”这也许是对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写照。
格物致知，学以致用本是中国的国粹，现却在西方获得彻底的应用，格物是源，致用是汇，有源而无汇水就流动不起来了。两弹一星，嫦娥奔月是用前人之源，造我今日之汇，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富国强兵，不学以致用，又为何来？那不是又回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老路上来？
嫦娥奔月，丰功伟绩。但如何把月球上的固态氦-3运回地球作能源，如何把喜马拉雅山顶上高位能的雪水部分截留，用它灌溉新疆和大西北干旱的土地，这才是中国科学家应该干的，科技长官应该想的。现有的知识肯定不够用了。科学家的最高天职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至今国人无人得诺奖，原因也许在此。有人说，嫦娥奔月扬国威就够了，得不得诺奖无所谓。此言差矣！作为科学家个人，得诺奖可遇而不可求，但是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民族，得不得诺奖，能不能得诺奖，才是真正的实力所在，它是大数定律正态分布的必然结果。有所发现和有所发明是诺奖的代名词，是和各国列强竞争的根本。安心去做二等公民，总有一天，民族的生存危机会来临。
中国的科技技术改革，一靠政权意志，二靠舆论监督，开放言禁，倾听老百姓的心声。把科教兴国改铸成国兴科教，衷心期盼我们的科教长官，我们的大学校长能将官本们转向以民为本，彻底清除少数学霸和官霸联合专政的不良影响，那么我们的局面就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
中国是一个人才大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的留学生成了美国科学家的摇篮，什么时候欧美的留学生也来中国攻博，成了中国科学家的摇篮，事情就会反转过来。美国得诺奖者有206人，是因为世界上有为青年都到美国这个角斗场上去拼搏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人制定了一个广延人才的政策，对外来户一视同仁，给你学术民主，让你自有探索，自有发挥，公平评价，同工同酬，有成绩还让你移民。这和唐太宗办科举，让天下才俊尽落入我掌握之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我们给归国留学生吃小灶，那是害了他们。千里马是赛出来的，不能事先指定。华罗庚没上过大学，法拉第也没上过大学，如果生在今天他们都没有学位，肯定不被认可，问题何在，不是很清楚了吗？
四、放下就是实地，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文革前夕，邓拓先生在北京晚报“燕山夜话栏目”内有过一句名言：“放下就是实地”。笔者对此言的理解是，开放言禁，天塌不下来。若能像四川抗震救灾那样，国家最高领导能亲临一线，倾听群众的呼声，首先在科教战线执行广泛的舆论监督，朝令夕改，彻底打消少数利益集团对科技资源的垄断，官霸与学霸的联合专政，那么什么学术寻租，学术腐败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回顾解放初期突然出现的清明政治，针对曾生活在社会的老百姓的感受恍如隔世。这还不就是在一个早上就能完成的事。所以我们才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5月21日傍晚CCTV-10播放了以故科学家王淦昌教授的丰功伟绩，旋即又播放了钱学森、郭永怀、彭桓武等老一代科学家的画面。解放后大学毕业的本地科学家只选了王选院士一人。再回顾这十年来荣获中国科技大奖的无一不是而今已八九十岁的老人，似乎在告诉大家，不到美国留学，难以成才!这样的政策是统战需求吗？
开放改革三十年，十万名留学生出国，人数比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国的留学生人数多上100倍，笔者决不相信，像王淦昌、钱学森这样大师的科学家，五百年才能出一个。中国国内科学家（包括民间科技人才）有四千万大军，怎么会不符大数定律正则分布的规律呢？当今世界文章点击率最高的1400多名知名科学家。华人占不小比例，所以得到唯一的回答是，在中国人才受到压制。以58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三千多名海内外学子为例国际知名学者众多，为什么获中国科学院士头衔的22名院士除吴杭生和邝宇平是平民百姓外，其余不是院长，就是所长，不是大校校长，就是副部级的长官，这就是国内得科技大奖都是年过七十，早已退居二线的老人，不当官院士也难当。在中关村某一知名的研究所，多年来没有一名院士，原因是，不论推举谁，都会有人起来反对，同室操戈的剧烈程度很难想象。但是最近新上任的所长成了院士，再也无人敢出来挑剔。所长大权在握，挑衅不是在找死。如此种种的事例，举不胜举。这大概就是国人无缘诺贝尔奖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科教长官回避莫及的话题。为官得不了诺奖，草民怎么可得。
回想60年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科院成立了新技术局，张劲夫副院长每周都要来中关村各研究所亲临一线督战。继两弹一星之后，中国的胰岛素、半导体、计算机、激光技术就是在63～65年建起，短短三年成绩斐然。如果不是十年文革，按这样的势头发展，中国早已和日本的科技并驾齐驱。中华民族要腾飞，科技要迎头赶上，关键在于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意志的决心，和国家领导人的亲民意识。给中国科学家学术民主，自由探索，公正评价，同工同酬四大法权，真正执行双百方针，那么不久将来中国的科技之光将普照大地，勿谓言之不预也。 （出处：《科学中国人》2008年第六期） [推荐给朋友]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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