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不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科技部“火炬计划”颁布实施二十周年。
二十年，我们国家科技创新事业不断的探索与发展，正如黄浦江水之滔滔不息，奔向未来。
未来充满着商机，也充满着挑战，未来是那么的不清晰和令人捉摸不透，变化迅速，我们需要创新去适应这多变的时代，但创新是什么？从熊彼特的技术创新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创新的内涵在变，创新的本质在变，衡量创新的标准也在变。谁能理解创新，把握创新，谁就能够赢得未来。
国家科技部新闻发言人李朝晨表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具备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和良好条件，并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作为国家发展目标，一批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城市正在加速崛起。
“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总数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李朝晨说，这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和竞争优势。另外，巨大的国内市场资源为中国自主创新成果提供了宽广的应用舞台。
中国市场的规模庞大，发展水平不平衡，因此颇具多样性，这为各类型、各层次自主创新活动提供了最宝贵的市场需求动力。只要将这种国内市场资源的重要性提高到足够的高度，启动、发挥本国市场对自主创新活动的牵引作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经济引擎就会无比强大。
如今，我国政府提出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这是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指针。如何以科技创新支撑发展和引领未来，已经成为中国在新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事业之路在何方？
在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时点上，2008年5月18日、19日，首届“浦江创新论坛”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顺利举办，本届主题为“创新型国家之路”。
浦江创新论坛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是致力于前瞻性、战略性创新理论与政策学术研究的高层国际论坛，也是国内举办的以创新为主题的最高层次的国际论坛。
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主持了开幕式，论坛主席、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徐冠华致开幕词，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上海市市长韩正，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赵启正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并做了大会演讲。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600余位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邀请了来自国内外的56位政府官员、著名专家、知名企业家发表了精彩演讲，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著名企业家包括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神州数码董事会主席郭为等。论坛紧紧围绕创新的趋势与理念、企业自主创新的途径等问题进行讨论，旨在研讨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理论焦点和政策难点。
据悉， 浦江创新论坛今后将每年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府官员、专家和企业家,就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还将不定期组织专题研讨会,就科技领域的焦点问题进行讨论。
我们相信，浦江创新论坛必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国家的探索之路上，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导向，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
作为受邀媒体之一，本刊编辑部将此次论坛的精彩观点汇集于斯，以飨读者。
权威声音
以科技创新支持发展引领未来
论坛主席、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科技部原部长 徐冠华
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21世纪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在经历 着重大的历史性变革，日益表现出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知识的积累和创造将成为国家财富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学习、获取和创造新知识将成为人类生产和实现生活的基本手段，由此将引发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方式的深刻变革。
二是全球化的国际环境。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各个国家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对于发展中国家，这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可以加速现代化的进程，缺乏强劲科技创新能力，则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三是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科学技术是双刃剑，一方面引发人类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人类社会需要做出共同的努力，来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途径。
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同时也是对科技进步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过了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如何以科技创新支持发展和引领未来，是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问题。
当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和良好条件。中国拥有充沛的人才资源。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总数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极其重要的优越条件，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最可宝贵的战略资源和竞争优势。
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巨大的国内市场资源为中国自主创新成果提供了宽广的应用舞台。13亿人口大国的市场既具规模性，又颇具多样性，这为中国的各类型、各层次自主创新活动提供了最宝贵的市场需求动力。
中国拥有较强的科技实力。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中国的学科布局日趋完整，科研能力不断增强，在一些重要的领域研发、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更重要的是一批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城市正在加速崛起。
中国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科技部部长 万钢
●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由之路
● 我国已经进入了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
● 着力培养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由之路。经过半个多世 纪，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从小到大的历史性飞跃。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占到全球的5％左右。有170多种商品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中国制造”遍及全球，成为名符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底达到1.5万亿美元。在近代百年的历史上，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生机与活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之后，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在质量和效益方面实现新的跃升。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来拉动，也暴露出不同程度的问题，急需新的驱动力来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可靠的支持。
2007年我国的研究开发经费中，中央财政投入1000亿元，带动了全社会的投入总量3664亿元。近10年来国家财政投入科技保持年均以16．92％速度增长，超过了GDP本身的增长速度。2006年，我国的发明专利的申请总量达到21万件，居全世界第4位；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国际论文数从世界的第8位提升到第2位，被引用次数从第19位上升到第13位。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对科技创新提出了紧迫的需求。为此，我们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着力抓好以下几项重要工作。
第一，深化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我们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设计和分类指导，强化创新主体的地位和功能，促进创新要素的互动和优化配置。统筹国家科技基础能力的建设、国家公共科技平台的建设和企业科技创新支撑平台的建设。我们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现代科研院所的制度，着力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第二，组织实施好重大科技专项。加快推进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所确定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全面启动和实施。
第三，要加快重点领域的科技创新，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的关键技术。把推进自主创新作为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制造业信息化的工程。
第四，加强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和条件基础建设的支持力度，稳定地支持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建立开放交流平台，支持自主研究的项目和设备更新。
第五，构建共性的技术平台，提高科技公共服务能力。
第六，加强地方行业的科技工作。对区域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进行统筹的规划，形成新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构架和创新活动总体布局。
第七，营造激励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把发展、培养、使用、凝聚优秀人才作为工作的突出任务。
第八，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以人为本，着力培养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
目前，我国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的队伍正在加快形成，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总量已经达到了4000万左右，2006年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达到120万人，仅次于美国。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状态还不容乐观。科技人员的数量多，但是急需的尖端人才还是有所匮乏；留学回国的人才趋多，但是急需的高层次、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回归的还少；科技人才多，但创业型人才比较少。
我们要针对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加快引进一批处于世界科技前沿，年富力强的一流的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
我们要把培养和凝练优秀的创新人才、创业人才作为科技发展的重要目标，进一步优化有利于人才辈出的制度和环境，不拘一格大胆使用优秀的科技人才，形成千军万马汇流的局面，造就一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队伍。
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韩正
走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上海面向未来发展的迫切需要。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的大发展、大变化，上海已经成为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2007年，上海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2万亿元，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连续16年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去年完成财政收入7300多亿元，口岸进出口总额超过5200亿美元，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也达到2615万标准箱，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上海人口多、地域小、资源匮乏、环境承载力比较弱。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深地感到，要突破资源瓶颈、缓解环境的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根本的动力在于创新，根本的途径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把经济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的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
我们的总体工作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聚焦国家战略、聚焦重大产业项目、聚焦创新基地，突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环境建设，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创新型城市的建设。
建设创新型城市，需要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的聚焦突破。我们强调聚焦服务国家战略，这是上海科技创新的责任所在。我们坚持以应用为导向、产业化为目标，这是上海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将要在新能源、信息技术、现代装备、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集中力量实施若干市级重大科技专项，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支撑和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新型产业发展。我们强调深入实施“聚焦张江”的战略，这是上海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我们将全面落实高新区发展的规划，完善功能、提升能力，加快培育和壮大各具特色的创新集群，把张江高新区建设成为自主创新示范引领区。
建设创新型城市，需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城市，需要全力营造鼓励创新、促进创新的良好环境；建设创新型城市，需要培育一支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
【概念篇】
光！
一束光亮的投射
是千万道光芒的聚合；
一个创意的萌发
是另一个创新的起点；
我们可以看见光线，
我们可以感受光线，
我们更可以创造光线！
创新之光，点亮未来
因为有创新，我们的未来一片光明！
创新是人类文明的驱动力。创新的话题其实并不新，从2003年以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开始把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作为我们发展的国策，创新这个题目在中国开始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什么叫创新？需要创新什么？浦江创新论坛与会者对此话题各自发表了不同见解。
什么是创新？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杨振宁
科研发展创新的基本模式
基础——发展——生产
第一部分讨论科学技术研究跟发展中的创新。
杨振宁先生首先给大家举了几个实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科技研发的模式是从基础研究到发展研究到生产研究的。
1953年英国剑桥大学沃森和克里克写的一篇文章震惊世界，他们发现 了DNA的结构是双螺旋，论文结尾处他们写道：“我们提出的双螺旋对应结构，所谓对应结构就是两个连着一个AC或者GT，对应结构可能是细胞一分为二的复制基础。”这句话是说，如果把双螺旋切开变成两个单螺旋的话，每一个单螺旋都有全部的DNA信息，可以各自补一个单螺旋，造成两个双螺旋。这句话揭示了生命的一个奥秘，因为这个划时代的发现，产生了今天的生物工程。现在全球用于生物研究的经费已超过物理科学、地理科学等的总和。杨振宁先生举这个例子表明，通过基础到发展到生产的研究，其中有着许多的创新，因为基础研究的创新、发展中的创新、生产中的创新都不同。每一步创新都会促进巨大发展。
第二个例子，杨振宁列举了发电机的发明。发电机原于一个电磁感应实验，这是1831年英国人法拉弟所做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有一个线圈，两条线通一个电表，线圈里面放一个磁铁，他发现磁铁不动就没有电，电流是零，可是他把磁铁拿来动一动，不管是向外还是向里拉，电表就动了。这就是所谓电磁感应。通过这个实验发现产生了一个仪器叫做Faraday disk，在中学和大学的实验室都可以看到。继而发展成为一个大的机器——发电机，可产生2000瓦的能量，这就是现在发电机的样板雏形。再放大就成了现在的大发电机，三峡就有32个大发电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创新，从基础的创新，到发展的创新，到最后生产所需要的创新，这种连锁性的系列创新是科研发展创新的模式。
杨振宁列举的第三个例子是近代的计算机。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发明了一个叫ENIAC的机器，这可以说是计算机的祖先，这个机器内部有18000真空管、有1500个继电器，1秒可以做300次乘法，在当时是完全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没法继续发展下去，因为真空管太大了。如果不能缩小，今天的世界就不会有PC，不会有手提电脑、手提电话。缩小的关键是半导体，那么半导体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基础科学——量子力学的产物。半导体可以产生芯片，芯片可以代替笨重的真空管，这样就发展出今天的计算机，于是才发展出今天的世界。这个例子明确演示了基础的创新、发展的创新与生产力工作的创新连锁起来产生的结果。
科技领域外的创新
以中华文明为根基争夺国际话语权
今天国内讨论创新往往有倾向只指科技领域中的发现和发明。但是科技领域以外的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
杨振宁提出，现在需要我们足够重视的创新，就是争夺国际的话语权。
现在国际媒体上大大渲染“中国威胁论”，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是因为西方不了解东方文化的传统，不了解东方文化传统跟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分别。这一点不止是西方的媒体、西方的知识分子应该负责任，中国的政府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应该负责任，来纠正这一点政治哲学、外交哲学，中国文化从古来就有一些观念，比如说是“德”、“和谐”，这些观念在中国传统里面是很重要的，而这也正是西方所不了解的。
在最近发现的3000多年前的西周的青铜器上的钟鼎文上，我们发现了大量“德”字，可见“德”存在于中国的政治哲学至少有3000年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费，此之谓不朽”，这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中国观念，西方没有，西方不讲“德”，这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一点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以来跟周边的国家签订的很多国界划线的条约，都是基于和谐、平等、尊重双方意见的总原则。这一点上，没有显示给国际的媒体是一个大大的遗憾。正因为中国文化传统跟今天中国治国的态度都没有被西方认识，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威胁论”。
要想争夺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是一个需要有创新精神的工作。这个工作需要政府发言是不够的，杨振宁先生认为中国在这一点做的不够。因为中国的办法就是用中国正式发言，但是这是需要但不够。要在国际上说清楚这是需要有创新的精神，这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目前重大的挑战。
从危机、到转机、到契机，
实现永续的中国自主创新
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卫帕克终身讲座教授，美国总统科学奖获得者 卢志扬
卢志扬提出，对于创新的讨论基本上有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叫危机论，因为我们的发展有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创新。在这个理论上有很多的辩论，有人认为说我们如果不创新，我们是等死，如果创新我们是找死，基本上是危机论。第二种理论叫转机论，认为创新是我们的一个转机，能够把我们的危险消除，能够让我们平安地度过发展中面临的挑战。第三种契机论，不但可以用转机消除危机，同时可以在转机当中找到比你原来所看到更大的发展机会。今天我要跟各位探讨的是，对于中国的自主创新，我们怎么样从危机到转机，到契机。
我个人认为如果要做得很成功，从我们的转机中间找到我们未来发展的契机，有三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我们一定要对创新这个意义做一个正确的认识。创新并不只是研究发展以及专利的获取，创新它是科技与人文在国际市场上相互的冲击，而产生的巨大经济价值。
第二个，我认为我们对创新要有一种不同的思维。传统的想法，创新是一种竞争性的，是一种排他性的、封闭型的，我们要申请专利，所以我们能够拥有这个创新的主权，是一种垄断式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把创新开放变成一种开放式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才有大的发展。我认为这个关键在于你的思维在“自主”两个字中间，你不能只是着重在“自”，什么都是自己，你要着重在“主”，中国人怎么主导、怎么主动，这个才是真正创新的大奇迹。
第三项，我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要有有序性的发展，一定要有全球的战略。如果我们没有全球的战略思考，我们会被国际认为这是一种中国竞争论。所以，我们如果要有永续的中国自主创新，我们一定要善用中国在文化人文的深度，在市场上的力量，使我们中国成为全球开放式自主创新的基地和聚宝盆。
21世纪是中国从“做嫁”到“做庄”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思维开放，能够把自主创新真正变成一个契机，我非常有信心，中国能成为21世纪创新大国的第一个范例。我个人深信，浦江创新论坛将是我们从这个转机开创契机的一个起点。
创新是为了让人类充分享受新科技带来的好处
日本众设计院议员，STS（科学技术与社会）论坛主席 尾身幸次
创新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尾声幸次认为人类必须要能够充分地享受 到新科技带来的好处。但是他也发现，科技发展和科技突破通常很难迅速地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并且让普通大众很快受益。而在推进技术应用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改变人们对新技术的态度，接受新技术。比如说要改变大众对于电动汽车的看法和混合燃料电池的看法，才能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推广。
要实现创新，尾声幸次认为需要几个步骤：
一要进一步促进各种科学技术元素的整合；
二要提供促进研发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三要迅速地将其使用到经济社会中来。
而要推进创新的发展，尾声幸次的建议是一定要有一个机制能够促进技术“种子”进一步发展成对人类社会有利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促进学校、科研机构和公共机构之间的结合非常重要。
尾声幸次借用日本经济发展的实例说明，引进技术对于科技创新是一个重要的引导渠道。日本在战后若干年实现了经济腾飞，与科技的引进是分不开的。日本正在从这个基础上发展了更多的应用技术和产品。现在日本的技术已经走在许多国家前面，并且已经成为一个科研发展和创新方面的前沿领导者。
【企业篇】
回归主体价值 企业家眼中的创新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共识，在首届浦江创新论坛上，这也被演讲者们频频提起。那么，企业究竟如何实现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呢？围绕这个话题，来自大型国有企业、成功民营企业的老总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企业家精神到技术创新机制，从创新模式到创新人才，涵盖了企业创新的方方面面。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企业自主创新来自市场，更需要企业家创新精神。”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在演讲中指出，市场是企业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市场的需要是企业创新的原始动力。市场对企业生存的巨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企业需要更好、更快、更有效地开展新活动，自觉地变压力为动力，推动企业的创新。
但是，在相同环境和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其发展状况和经营水平大不一样。这是因为，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所产生的拉力和压力都属于来自外部的力量。仅仅依靠外部的力量，如果企业内部不产生创新激情，缺少来自内部力量的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也就缺乏必要的动力。因此，企业的创新行为受到外部因素制约，更受到企业内部的影响。
徐乐江强调，在企业的内部创新因素中，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最重要的一项。它能将企业的外部创新压力转化为企业内部创新动力。企业领导人必须要让企业员工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依靠技术创新才可以有自己的竞争力，成为最早获得超额利润的成功者；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的有利地位，从而得到丰厚的可持续利润。
速度性的管理模式引领技术创新
“国家的技术创新，要落实到以企业为主体，就要求企业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技术管理机制。”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在演讲中，详细地阐述了企业进行成功技术创新的机制。
企业技术创新机制首先要制定一个基于公司战略的发展规划。王玉锁认为，这需要一个层次清晰、系统化的技术时间规划。企业要弄清楚在前进的方向上，核心技术是什么、现代技术是什么、中间过渡技术是什么、未来的技术需要多少年、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以及现在的技术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加以实现。其次，一定要建立很好的规则，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要有一个责任明晰的组织体系。这是企业组织架构中的常识。另一个则是建立一个对外战略联盟、对内凝聚人心的规则。所谓的对外战略联盟就是和科研院所的联系一定要形成，总的就是一个规则，价值攻坚和价值共享。
而实现技术创新最重要的是一个适合于企业自身的有效的研发策略。王玉锁介绍说，新奥在借鉴先进企业研发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速度性的管理模式。即所有速度经营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将技术创新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价值创造。根据技术创新类别的不同，新奥采取了不同的速度经营模式：对于已存在的技术，必须加以改进创新；对于系统性的技术，采取集成模式，以自身原有技术推动新技术产生；对于前沿技术，则采取的超前领跑的模式进行，一旦突破势必站在该技术领域的前沿。
创新需要国际化人才向企业聚集
“一个创新型公司，不可能只是利用本地的人才，必须要利用全球化的人才。”展讯通讯董事局主席武平说，“人才是全方位，这给我们带来了24小时的工作模式，也给我们带来国际化的眼界，更使得国内半导体企业可以有很大的飞跃。”
王玉锁也认为企业技术创新需要一支具有创业精神的研发队伍，而引入国际人才与培养国内人才一样重要。王玉锁说，新奥的200多名高级人才当中，近一半应该是来源于海外，其中海外的博士，有经验的博士大概50多人。
徐乐江则表示，政府要帮助企业培养创新领军人才，同时引导社会高端人才向企业集聚创造条件。科技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技术创新人才是在创新实践中培养和成长的。“我国最杰出的工程技术专家多数出自科研院校，以两院院士为例，来自企业界的屈指可数，而美国的工程院院士中来自于企业的超过85%.”徐乐江提出，国家可以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通过国家支撑计划、863计划等项目为企业培养高端人才和引导高端人才向企业集聚
释放资源环境压力? 逼迫企业自主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从“有利于科技进步的发展环境”角度对“危机倒逼创新”作出了独特而深刻的剖析。他认为，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我国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价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等压力，都在迅速上升，逼迫企业走创新发展道路的客观条件已经存在。
陈清泰进一步指出问题所在：较长时期以来，包括土地、能源、矿产资源、汇率等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被明显地低估了，资源税也没有到位，基础生产要素价税的严重扭曲和环境监管不到位，使高投入、低效率、重污染的成本严重失真，企业获得过高的虚增利润，这就使企业从比较效益出发，更愿意维持现有的增长方式，而无心走技术创新之路。巨大的压力实际上隔离在了政府层面，没有充分转变成为价格信号和税收信号，向企业传递，政府的屏蔽作用使市场倒逼企业创新的能量被阻截了。
他因此建议，政府应该把握时机，控制力度，加快培育和建设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放开对土地、水、成品油、矿产品等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价格的实际控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形成机制，推进矿产资源的税费改革，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进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的步伐。这就可以发挥价格、税收、汇率、利率和环境监管、市场监管的作用，使那些必须释放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迫使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驱动力，为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提高效率创造经济增长开拓空间。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有的人说企业不创新就是等死，要创新就是找死。”企业该如何规避创新中的种种风险，把握创新的机遇呢？
徐乐江表示，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中国企业持续高效创新，真正成为国家技术创新主体。政府要消除企业自主创新的机制、体制性障碍；利用政府的产业、科技和财税等政策激励、引导和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动。政府引导的积极意义还在于把创新的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徐乐江提出，国家科技计划应该更多更好地反映企业重大科技需求，使企业真正成为国家重大技术创新计划项目的策划和投入主体。目前，由企业参与先期策划或牵头的国家科技项目还不多。国家科技项目的投入和利益主体角色应当向企业倾斜。
“制度性安排是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神州数码董事会总裁郭为在演讲中说，“如果仅仅采用一些税收的优惠政策就算是创新政策，是远远不够的。”他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例，“蒸汽机是一个技术创新，但如果没有英国的企业制度，没有商业介入，蒸汽机就不会成为工业革命的代表了。”
郭为表示，政府要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由于有了星球大战计划，美国才迎来了信息高速公路和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日本、韩国此类国家科研计划更多。而在中国，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却在缩小，应加大在些方面的支持力度。
处在创新体系建设的每个要素，都需要创新观念指导实践，高校、科研院所需要技术创新、政府部门需要政策创新、企业需要管理创新。
【政策篇】
政策支撑 将自主创新进行到底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国家政策就是支撑企业坚持自主创新的有力保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使国力得到实质性的提高。但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却始终困扰着我们。目前的情况是，技术创新能力落后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政策体制环境还不能完全适应技术创新的要求。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我们要在技术追赶中有清晰的思路、理念和有效的政策导向。
引进消化吸收≠放弃自主创新
目前中国企业在技术引进方面，多数还是重引进后的使用，轻引进后的学习，最明显的表现在企业的资金投入结构。以平均花1个美元引进技术做比喻，日本当年要花大约7美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而中国平均只有7分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说：“这100倍的差别中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日本人最注重的是技术学习的过程，而我们更注重的是引进本身。他们把主要投入用到自己技术能力的培养上，而我们把投入资金的绝大部分浪费到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不到30年的时间，日本走过了从引进到创新的过程，进入到技术输出国的行列。而中国则对外技术储存度仍高达50%左右，重要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梅永红以我国刚刚启动的“世纪性工程”大飞机计划为例。我国早在1970年就启动了大飞机计划，1980年9月26日，中国自己研制的110吨级的大飞机就已经飞上了天空。但是后来因为我可以引进，可以买进口飞机，最后我们放弃了自己的研发路线。1996年当美国波音卖掉以后，当波音不在中国上海生产麦道飞机的时候，中国的民用飞机制造水平一下子被打回到零点。梅永红说“计划创新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见效的，它是对未来的投资。我们希望在上海启动大飞机计划后，无论多困难，我们都要走到底。技术创新是一种重要的变革，它更是一次寂寞的长跑，急功近利与创新无缘，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可以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廉价劳动力不是优势
中国的GDP已经占到世界的5%左右，实际上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资源转换能力。现在，全球有40%的手机、40%的微机和45%的彩电在我国生产，我国已经成为第三大彩电生产大国和造船大国，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如此强大的资源转化能力获得相应的收益。以IT产业为例，我国企业生产的DVD机最终的利润1美元。2006年波导手机销量67.4亿元，净利润仅为3058.5万元，每台手机的利润仅为2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全年共出口彩电4788万台，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4.6%，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技术受制于人。
今天中国的科技事业的确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跃升期，中国的科技竞争力位列全球第28位，科技人力资源居世界第一位，全社会研发人员居世界第二位，部分领域已经步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但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许多的差距。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它的收益应该体现在劳动者的收益上，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德国的2.1%，法国的2.8%，美国的2.9%，日本和加拿大的3.1%，韩国的5.8%，中国台湾的11.2%，中国香港的12.2%，墨西哥的28.8%，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力在付出同样的劳动时间和工作量的同时，他所获得的收益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5%.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作为我们设计政策的一个基点，我们现在应该强调的是，劳动廉价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中国的富强必须建立在让亿万劳动力值钱，而富有尊严的基础之上。美国前国务卿有一句话，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梅永红表示，如果你控制了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你就掌握了未来。
力量重于财富，制度重于技术，政策重于投入
科技政策 要保障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
梅永红表示，科技评价制度是否符合科技自身的规律，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科技体制改革当中思考最多，也是极力去推动的一些内容。无论在国家的层次上还是地方层次上，很多的部门都来参与科技的资源分配，或者是科技管理，这不能说是不对的，但是怎么样能够保证中国有限的科技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得到有效的利用，在这一点上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决。在政府管理科技发展上，到底是宏观管理为主，不是以微观管理为主，是直接管理为主，还是以间接管理为主，是以人为本还是以钱为本，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样需要思考。
梅永红在谈到我国科技政策时说：“长期以来，我们的政策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外延扩张或者说技术引进的基础上，比如说在经济政策上，我归纳有四大偏好GDP偏好、投资偏好、外资偏好和外贸偏好。所有的这些政策在制定之初都有合理性，但是这些政策毕竟都是在关注短期目标。比如说传统的科技政策的四大偏好是成果偏好、数量偏好、院所偏好和项目偏好。但所有这些偏好实际上对于我们科技的持续发展都有一定的负面性。”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十一五”规划制定后，中央着眼于科技的持续发展，制定了“60条”配套政策，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了99条细则，目前已经颁布实施的细则多达76条。这此政策将为完善创新的政策环境，推进科技的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焦点篇】
知识创造与技术转移
5月17日，以“知识创造与技术转移”为主题的第四届“相约张江”高科技园区创新发展论坛举行。此次论坛由科技部火炬中心、上海市科委、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联合主办，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承办的。作为浦江创新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张江高新区论坛聚焦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关键环节——知识创造与技术转移，旨在为高新区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进一步完善和打通我国创新体系的建设。
此次论坛是一次官、产、学、研的联合交流。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科技部火炬高科技开发中心梁桂主任、马严明副主任，及来自中关村、张江、天津、成都、广州等高新区代表，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及来自美国麻省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出席了论坛，通过演讲及热烈的现场交流，对高科技园区面临的任务和自身角色定位提出了看法，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等创新体系中的各要素的自身要务及合作联合深入交换了意见。
【主题演讲激情涌动】
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
知识创造与技术转移是高新区发展的活力源泉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知识创造和技术转移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创新链条的起始点，也是关键环节。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把加强知识创造和技术转移作为构建完善的创新体系的重要战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创造和技术转移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研发能力不断提升，技术合同交易额年均增长率保持在40％以上，但我国总体上依然存在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在技术转移机制不够完善的大环境下，技术转移和知识创造依然是我国创新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使得从研发成果到现实生产力之间的转化率不到10％，因此加强知识创造和技术转移已经成为极为紧迫的战略任务。
加强知识创造和技术转移，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迫切需求。促进知识创造和技术转移是实现园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衡量园区长远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高新区承载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使命。高新区必须 紧紧抓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知识创造和技术转移的关键环节，要不断培育知识分子、发展知识载体、加强研发机构的组织建设，搭建促进知识创造和交流的平台，实现创新人才和知识产权良性发展。
高新区要积极构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大学和科研院所为源头、技术转移服务为纽带、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技术转移体系，营造有利于技术转移的法律环境；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培育专业化、高水平的技术转移专业人才队伍；加强知识创造、流动和扩散，提高技术转移的效率。
当前，国家高新区还处于“二次创业”的起步阶段，与国际上一流的高科技园区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距“四位一体”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国家高新区的建设者、管理者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实践，从国际竞争的角度，从实际工作出发，高度重视知识创造与技术转移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围绕知识创造与技术转移工作，加强制度建设，加强中介结构和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加强复合型和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流动，推动国家高新区的创新和发展。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梁桂：
加强对技术转移政策导向的认识
企业高校政府需各司其职?
梁桂主任表示，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我国的技术转移事业挑战大于机遇。一方面创新系统还在完备之中，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另一方面，很多政策还是面向生产环节，需要走到前端去，促进企业和研究院所的自然合作。
通过国内外对比，梁桂主任指明了政府在技术转移方面应当发挥的作用。他认为，从技术创新系统来看，应该是由大学研究院所、产业和政府共同构成的。企业和政府围绕着创新的环节有不同的投入取向，最关键的因素是怎样形成市场和政府联手，实现创新链的完整。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技术溢出企业的金融投资比例分别达到总金额的29%、5%，其余投资金额所占比例分别为：企业34%、大学3%、风险资金4%、天使基金25%。由此可见，在前期投入中，政府与企业的投资比例几乎是一比一的。美国还制定了《拜杜法案》《史蒂文森一威德勒技术创新法》以及《联邦技术转移商业化法》等政策，使得技术转移由个别的偶尔所为进入到了国家层面，为之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此外，美国还通过TRIPS、巴统协议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梁主任表示，技术、文化、资源禀赋和国防是国家力量的具体表现。创新政策的要义在于引导行为。我国正在制定相关政策，着眼于全球环境下的自主创新，完善政策工具，提高创新效率，学习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来全面地落实好各方面的一些新的政策。努力使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联合起来，推动创新体系的完善化。
“在中国现阶段更多的是挑战大于机遇，不是机遇大于挑战。”梁桂说。他又忧虑地说，世界将近75%的技术转让额来源于关联交易，主要来自于所在国控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来平移利润，实际上对于周边的溢出主要是针对不同的地区。如果这些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比较高，可能有正向溢出，假如当地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弱实际上是负面的溢出或者技术吸入，我们需要反思。
梁桂主任的主题演讲对我国“高校统揽产学研”的做法提出批评。
虽然在基础研究领域有着不少跨国公司资助的身影，但是他们很少直接进行研究。梁桂主任分析，企业以利润为导向，高校以科技发展为己任，二者目标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会失灵，系统会失效，好的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
“我们看到，中国不少大学从研发到办公司都包揽着在做，然而全国企业的自身研发强度仅为3%。”梁桂在论坛上向人们展示了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产学研体系：“以美国为例，去年该国企业提供了29亿美元用于与高校合作研发，它的结果不仅仅是使这些企业直接获益，而是技术溢出之后诞生了几百家创业企业。据统计，在这些基础研究上企业提供了34%的资金，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投资将近30%，政府的引导作用可见一斑。”
梁桂主任认为，应由不同的主体承担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的各自角色：企业做好产业，高校、研究所等做好基础研究，而政府及有关机构专心填平两者之间的鸿沟。
【现场交流妙语连珠】
为进一步让各园区分享经验交流心得，论坛安排了互动环节。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马彦民、上海高科管委会的主任刘小龙、中关村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石柱及天津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宗国英、广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沈逵、中兴通讯法务部经理戴巍、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于建国、成都高新区创新中心主任林涛参加了互动环节的活动，大家分析和交流了在技术转移中各自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智慧碰撞，妙语连珠，现摘录一二，望对大家有所启示。
（园区呼声）
高新区代表均指出，要突破技术转移的瓶颈，还必须加强科学中介机构的建设，快速、有效地实现技术供给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对接。参与论坛的中兴国际代表表示，中兴国际目前已经走上了技术研发自主创新的企业发展之路，并且实现了研发成果对外转换；但仍然希望有服务机构来帮助企业评估技术的价值。论坛各方深切认识到，今后要加强公共政策建设，促进实现官、产、学、研之间的有机联合、分工有序，从而提高创新效率。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石柱：
错位就意味着合作的潜力
中关村科技园区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国际化，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也在于国际化。现在，中关村科技园区与天津高新区进一步合作共谋发展。北京到天津的两条新路即将开通，一条是高速铁路，一条是京津高速公路第二通道，“双城战略”正逐步成为现实。中关村科技园区、天津高新区的优势和劣势完全是错位的，错位就意味着合作的潜力。错位潜力很大，眼前的机遇也是很大的，两家高新区共谋发展，将会共同成为奔跑的狮子。
上海张江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刘小龙：
技术转移需要政府驱动力
最近韩国总统说，韩国的企业到底要作狮子还是作兔子，假如是兔子的话，有一片草地就够了，但要作狮子就要有一片森林。森林在哪里？在中国。
就上海来说，上海的优势是人才众多，劣势是资源缺乏。应该说，上海面临的机遇是很大的，因为上海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同时具有很好的产业基础，以及很大的市场覆盖面。但上海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化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个挑战，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另外，技术转移需要政府驱动力，希望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和放大产业化，建议政府部门让更多的订单集中在高新区，从而推动技术转移的发展进程。
天津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宗国英：
逐步缩小与其他高新区的差距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开发开放天津滨海新区，为天津高新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但近几年天津高新区的发展和其他高新区相比有一定差距，规模和产业结构还要进一步升级。逐步缩小与其他高新区的差距就是天津高新区的目标。
广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沈逵：
要作一只创造知识的蜘蛛
我要是一位校长，就发挥全球学术性资源优势，搭建一个全球性研究网络，这个网络是其他任何高新区和企业做不到的，只有学校才能做到。我们与国外的大学以及国外的研究机构交流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的学生遍布全球，利用这些人脉关系搭建一个网络，作一只跨国的蜘蛛，而不是变成一只被动的陷入网络而被绞杀的苍蝇或者蝴蝶。要作一只创造知识的蜘蛛、一只知识蜘蛛。
成都高新区创新中心主任林涛：
把高新区建成知识创造和技术转移的高地
高新区“二次创业”就是要把高新区建成知识创造和技术转移的高地。中关村科技园区和上海张江高新区的经济总量都比较大，成都高新区要尽快发展壮大经济总量。
高新区“二次创业”具体应该怎么做？国家已经提出自主创新战略。高新区这样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在全国应该带什么头？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自主创新战略。要转变发展方式，就要依靠知识创造、技术转移。
（高校心声）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于建国：
大学教授应成为单项冠军
高校的指标考核体系，把教授搞得筋疲力尽。我们提倡大学教授成为单项冠军而不是全能冠军。有的教师只适合做基础研究、前瞻性研究，有的教师则擅长搞开发研究，还有的教师擅长搞教学研究。但现在大学的考核体系很单调。
此外，现在学校还有个难题就是找工程师非常难。我们这几年花了很大精力在全国调工程师，曾经调到学校40多位工程师，但后来又流失了30多位工程师。
（企业建言）
中兴通讯法务部经理戴巍：
高新区应关注企业成果向外转化问题
希望高新区的领导更加关注企业的成果向外转化的问题。中兴通讯公司是我国第一家获得对外技术许可的企业，曾经将集群通信技术服务于十运会并即将服务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们成功地把这套技术转移给国外的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这个过程中遇到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技术认定和价值评估。我们更希望有服务机构帮助我们合理评估技术的价值。
说到服务机构，作为企业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中介机构的信函，说有这样或那样的技术向公司进行推介，但经过评估，几乎100％的信函是不需要回复的。这就反映了现在技术服务机构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不了解企业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另外就是中介机构人才匮乏，中介机构对技术的掌握程度可能受到限制，只能发挥引介的作用，那么企业宁可选择自己和高校洽谈合作。虽然第三方中介服务的方式很好，但我国在这方面还不是很成熟。
【实践篇】
高新园区发展
——探索中国式创新之路的有益启示
自主创新切忌空谈，必须有一个载体，创新型城市、科技园区等具备某些条件的区域则是自主创新的重要载体。
刘应力代表的一句话，也许正道出了以高新区发展带动区域发展，和自主创新关系的真谛：
“企业为生死而创新，城市为兴衰而创新，国家为强弱而创新。没有这些压力绝对不能舒舒服服地创新！
那么，作为自主创新的重要载体，高科技园区应该承担何种重任？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张江科技园区除了技术创新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管理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张江通过开放式创新，充分整合全球资源来打造核心创新源，正在向着占领主导产业的控制环节、建设战略技术平台的目标快速迈进。
作为张江园区的一个主要市场主体，要从土地开发营运、创新服务集成、战略投资等方面来推进园区的发展，张江集团始终在追求不断的管理创新和机制创新。作为全国高科技示范园区的上海张江高科持园区的实践，为我们本次论坛探讨的中国式创新之路的发展之惑，提供了有益启示。
《打造承接融合创新的产业平台》
上海张江集团常务副总经理 刘小龙
基本发展模式：人力资源+科技资源+资本资源+销售资源
目前对张江园区来说，我们做的一个最基本的SWOT分析，其中优势就是依托上海现有的人力资源以及科研、技术、根植浦东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当然也有一定的品牌和国际化的程度。我们的主要劣势是，土地资源匮乏、人力成本上升、先发效应下的新一轮的政策瓶颈比较凸现。我们的机遇是，产业链全球化的布局已经初步形成、国际高端技术人才发生了逆向流动的趋势、特别是现在回国人员越来越多、国内产业成本的梯度已经形成。对于我们的挑战主要是，主要是周边区域的同池化的发展、格局很难破除、政策资源在优势区域的这种新一轮的这种发展对上海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目前国内有两种区域化的模式，一种是政策、土地加制度。这种情况在上海、在浦东很难实现，因为上海的土地成本比较高、土地资源匮乏。制度上来讲，即便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现在已经进行了三年，但是，真正要在深水区有所突破，是非常之困难的。第二种，不同制度下的区域性的经济联合体正在形成，这个方式在广东已经出现。但这种机制在上海也很难形成，因为上海周边没有香港，没有澳门，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的模式是人力资源+科技资源+资本资源+销售资源，是全球资源的一个整合。
我们认为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城市，有这种可能性，通过全球资源的整合来打造技术转移这样一个模式。
具体策略保障技术转移：融合+创新+综合配套政策保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具体策略，首先是融合的问题。跨过研发机构在张江有70多家这些机构目前基本上都属于地方性的研发机构，但是也有一些是全球性的研发机构。现在张江的一大批的外资研发中心和中国国内的大学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包括和中科院系统，比如讲，偌华和复旦大学的合作，成立共同研究室，偌华和中科院药物所的合作，阿斯利康和中科院的合作。通过融合，在中国培育国外小企业，然后在中国本土进行技术合作，最后在中国上市。也就说这个孵化器是相互的，在国外可以建孵化器，在中国也可以建孵化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在进行技术转移。
第二，是创新。对国内输出产值的问题，现在张江有一部分企业通过吸收科技成果，然后把成果产业化在全国，比如讲，在IC方面我们有150家设计公司和带工公司把它主要的生产，过程和它一部分成果产业化成果在全国，尤其在沿海和西部地区设了许多点。
第三，就是综合配套的问题，最好就是做好技术转移。首先我们要建立人才高地，张江现在的工作人口是11.7万，其中10万人口是大学专科以上，1.7万是中专以上。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我们仍然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密度，上海只有2600人，从户籍政策上限制了高端人才的自由流动，针对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现在上海的人才标准应该改进，尤其要突出企业的需求，个人需求和研发成果水平。
动态的资金组合
那我们认为现在这些公司的技术程度到了产业化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从资本引力方面整个产业链的延伸对融资的需求越来越大。在整个融资的水平上面,政府的引导、产业基金VCPE、投资合伙企业和产业控制企业在这过程当中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是一个动态的组合，是一个由内深的需求构成的组合。
目前张江政府除了投资20亿人民币以外，张江基金就包括我们自己企业，国有企业准备投资50个亿，构成70亿左右的启动资金，然后撬动700亿左右的平行资金；
第二，浦东新区现在正在组建科技银行，类似于硅谷的硅谷银行，这样的银行不仅仅是贷款，更重要的是一种混业经营的方式，它可以进行投资还可以进行担保；
第三，有条件的大规模的开放海外私募基金的空间，尤其是我们认为对私募基金的限制要越少越好；
第四，我们认为因该按照合伙企业法的方式在张江地区，在上海地区更多的给基金以优惠条件。基金投资有重大的风险，在政府的方面我们认为提升服务能力非常重要，目前浦东新区政府在张江投了25亿的基础平台的投资。另外，中科院药物所、南方基因中心、新药评价中心，所有这些机构都是政府投资的。在小企业的研究开发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在05年以前，每做一次实验的成本大概是23000元左右，而现在到07年每一次实验的成本已经降到了572元，也就是说在整个张江这个平台的建立，政府的投入使得小企业的研发成本大幅度下降，而平台本身现在基本上已经不需要政府补贴了，已经可以商业化运转了。
目前张江还有15个基础平台，这15个基础平台主要是解决小企业在技术开发及技术转移过程中的各类服务，这些企业能把这些服务都外包出来，然后自己专心致志的从事技术研发和转移。
从政府来说，在未来几年当中我们将会开发的空间，也就是通过这个大空间把张江这个核心的空间能够更进一步的提升，能把更多的研发机构聚集在这里，在不久的将来，张江现在的人口可以再翻一倍主要集中在这个区域。
知识链接一：
火炬计划
一、火炬计划的性质与宗旨 ：
火炬计划是一项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性计划，于1988年8月经中国政府批准，由科学技术部（原国家科委）组织实施。
火炬计划的宗旨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发挥我国科技力量的优势和潜力，以市场为导向，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商品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
二、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任务
1、研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状况和问题，为科技部宏观决策提出建议和对策。
2、参与编制火炬计划长期发展计划，制定并组织实施火炬计划的年度计划、组织火炬计划的投资融资工作。
3、组织实施火炬计划项目，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4、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有关管理工作，提出开发区基建分配建议方案，为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提供咨询与服务。
5、组织提出高新技术产品目录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
6、管理并组织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7、负责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专项统计工作。
8、科研院所、高校、高技术企业外贸自营进出口权的审核工作。
知识链接二：
浦江创新论坛章程（草案选摘）
第一章 总 则
二００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来自国家科学技术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同济大学和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的代表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浦江论坛。本章程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制订。
第一条 名称
本组织定名为“浦江创新论坛”（以下简称论坛）。英文译名为：PUJIANG ?INNOVATION FORUM，英文缩写为PIF。
第二条 性质
本组织是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组织，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和个人自愿组成。
第三条 宗旨
旨在研讨自主创新战略、创新型国家建设；搭建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的交流平台；促进政府、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合作。
第四条 本组织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接受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五条 论坛所在地：中国上海张江科技园区张东路1387号16幢D楼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六条 本组织的业务范围
1.举办论坛、专题研讨会和学术讨论会，研讨科技发展与管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2.通过论坛建立的工作网络，促进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的合作；
3.开展有助于实现论坛宗旨的信息交流、期刊和丛书出版等各类活动。
第七条 本组织成果
1.每年组织一次高层次论坛，邀请政要、专家、企业界和科技界人士，就当前科技战略与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
2.不定期组织专题研讨会，就科技领域的焦点问题进行研讨；
3.组织出版发行《浦江论坛》期刊；
4.组织出版有关科技创新的系列丛书。
（出处：《科学中国人》2008年第七期） [推荐给朋友]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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