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字鹤卿，号孓民，浙江绍兴人，1868年生。在清末科举中由举人而进士，做至翰林院编修。他1902年游历日本归来后。开始反对清延的革命活动。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凡十一年（实际在职六年半）。

    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造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1．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蔡元培执着地追求直接到国外去“游学”。在1907-1926年间,他先后五次到国外游学考察，居留近十二年，足迹遍及西欧各国和美国，学习和研究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美学、民族学、伦理学等。长期接触西学，博采西方文明的精华，使蔡元培成为文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蔡元培在倡导西学过程中执着地坚持西为中用，并求务时，不尚空谈：他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学习西方，主张审慎地有选择的吸收，反对囫囵吞枣，全盘吸收。

    张伯苓（1876-1951）天津人，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抗战期间率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共同担任联大常务委员。张伯苓“40多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从不灰心，自喻“不倒翁”,谓“非不倒也，倒后能复起也。”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当年曾经说过：“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他是在述说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这些劳动所得曾经无比丰硕。胡适写过一篇《教育家张伯苓》，称赞道：“在他仅有22岁时从五个学生的一个私塾办起，到1917年他41岁时，他的中学已经有一千个学生。1936年他60岁，南开学校（包括男中，女中，小学部，大学及研究所）一共有三千学生。”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罗隆基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位美国女教员请学生吃茶，突然正颜厉色地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

    曾任教于南开大学的文史名家柳无忌，称张伯苓为“大校长”,因为张伯苓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那魁梧的身体，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俭朴的校长办公室内”，而张伯苓的为人与他的事业，则“比他体格更高大”。后来在美国的南开校友聚会，齐唱校歌“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柳无忌以为，同样令人心驰神往的，还有那位。

    唐文治 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江苏太仓人。清同治四年8月21日（1865年10月10日）出生。28岁中进士，初任户部主事等职，最后升工商部尚书。

    他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经历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两次帝国主义侵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还曾两次出国。到日、英、法、美等访问考察。在国内所见所闻，促使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后出现了中兴时期，是学习英、德的结果。他考察英国的教育之后，非常赞赏牛津大学，认为“名儒名相都出其中”。退出仕途后，决心从事教育，期望能象牛津大学那样，培养出一批出色人才，发展实业、振兴中国。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南洋公学改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前身），次年9月，唐文治奉派任监督（校长）。到任后，着意调查研究，进而调整专科设置，把铁路工程班改设为铁路专科。第三年，又增设电机等专科，把学堂原为培养商业人才为主，转而为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接着拟订学制、章程,聘请专科教师，添置实验设备，建设实习工厂，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已初具规模。

    唐文治的办学思想是“尚实”。为了使学生免受“学而忧则仕”的旧教育思想影响。他常常勉励学生，把以“求实学，务实业为告鹄的”，  “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专门人才。同时，重视体育也是他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体育“不仅足以发展学生之体力，并足以引起热心，增进智能”。亲自主管体育，悉心提倡。当时，开展体育运动项目之多，各运动队水平之高，居上海各大学之首位，名扬海内。他重视国文教学，针对当时教育界有些人强调“西学”而轻视国文的偏向，增设国文科，并成立了国文研究会。他也深知，学习西方科技，必须掌握外语，“方能窥其精奥”，次年又设立西文科，让学生补习英，德，法和拉丁文，并成立了英文大会。他尤其重视的是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是基础，学问为屋宇墙垣。未筑基础的屋宇墙垣，势必在风雨飘摇中不能久固。并认为道德准则寓于经学中，经学是区分一切是非的永恒标准。他亲自向全校学生讲授经学，十多年从不间断。他编的课本有<曾子大义>、<国文阴阳刚糅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论语大义〉、〈孟子大义〉等；并编了〈人格〉一书，作为道德教育的范本.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告捷，11月4日上海光复，他站在革命师生一边。并在师生中率先剪去辫子， 宣布学校改名南洋大学堂。

    唐文一生作风正派，严于律己，为发展教育事业勤奋工作近半世纪。上海解放初，曾受到陈毅市长的接见。1954年逝世，终年89岁。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 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逝世。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

    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字为校训。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次两语为勉。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这两句来说明。”

    〈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君子”。

    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曾经这样评价梅贻琦：“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Gentleman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