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教育背景与工作背景之综合考察
 蓝劲松：江西万载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社会战略、行动哲学研究
一、前言
(一)问题的提出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人文学与高等教育”一文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年以前，哈佛大学主持了一次中国的十位大学校长和美国的十位大学校长的会谈活动。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现阶段北京的领导阶层也大都是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理工传统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而参加会谈的美国的十位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l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当时哈佛的校长陆登廷(Neil Rudenstein)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加斯帕（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学的，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Richard Levin)是研究经济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瑞普（George Rupp）却是一位神学家。”(杜维明.人文学与高等教育．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4：4—5)而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有可能影响大学社会批判功能的强弱，因为人文学的精髓之一就在于其“独具的批判精神”(杜维明，2002)。尽管人们认识到建设—流大学最关键的是学校的运作机制。但是，在“机制”一时无法改变之前，人们同样清楚，而且“几乎所有领导都强调，选好领导班子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中的关键”（朱清时，2003朱清时．建设一流大学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参见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大学校长视野中的大学教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3）。可见，选择什么“背景”的人担任大学校长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正是由于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大学校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Thwing Charles Franklin所著《高校校长》(1926)描述了高校校长必须培育的各种内外关系，校长作为个人和专家必须培养和展现的各种素质和特征，分析了校长岗位的风险和收获，以及如何实行有效的领导等问题。(Schmidt,G.p．The 01d Time CollegePresident．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Economics and Public Law,no.31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0)Schmidt,G．p．在《旧时的大学校长》(1930)一书则讨论了1760年至1860年间的美国学院院长们，讨论了他们的职务，考察了他们作为宗教领袖、爱国者、管理者、改革者、学生招募者、筹资者、反动分子等多重角色。Harold W．Stoke所著《美国大学校长》(1959)一书详细论述了大学校长的作用的变化。他认为，大学校长已开始从“学者型”变成“管理型”，成为“经理型”的校长。(Harold w.Stoke．The 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N．Y．：Harper and Brothers，1959)Cohen MichaelD.与March,James G.合著有《领导与模糊：美国大学校长》(1974，1986)。在该书中他们论证说，由于绝大多数大学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是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因此大学校长很少能做成什么事情。(cohenMichAel D．and March,James G Leadership andAmbiguity：the 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New york：Mcgraw-Hill,1974.Second edition.Boston：HarvardBusiness School press，1986)Kell,Clark和garion L．合著的《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时间、地点、性格》(1986)通过对若干大学校长及其配偶，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的800次访谈，揭示了大学校长的经验与期望，探讨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校长们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决策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kerr，Clark，and Gade,Marion L．The many Lives ofAcademic Presidents：Time，place，and Character．Washington,D．c．Association 0f governing board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1986)鉴于大学校长对高校的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影响，美国教育理事会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先后对美国高校校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调查，显示了美国大学校长群体的基本特征与变化趋势(1988)。(“The CollegePresident：A New Survey by the American Councilon education Finds that the Typical Chief Executive iS White，Male，and 53 Years old，”The Chronicleof Higher education．March 30，1988,P．A．14另参见：赵曙明.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50—52)其最近的调查涉及了236所“有博土授予大学”，这些大学与“研究型大学”不能完全等同(Melanie E.corrigan，2004)。(Melanie E.Corrigan执笔文东茅编译.谁在当美国校长——2002年全美大学校长调查报告.参见：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简报．2004年第2期 总第42期)当然也未见国外的校长研究涉及了中美之间的比较。
国内对大学校长的研究主要从历史与理论两个角度进行：前者以校史研究室进行的个案分析为主，并集中于著名大学的著名校长研究，(这方面主要的文献包括：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办学经费的筹措.天津市教科院学报.1996年第3期；苗体君．试析唐文治对早期交通大学的改革.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刘尧.大学校长应当具备的素质——评作为大学校长的朱久思.吉林教育科学．1998年第9期；王运来. 罗家伦主持中央大学.民国春秋．1998年第4期；唐克军.傅斯年的大学理想与实践.高等教育研究．1999年第2期；庄景止.司徒雷登在中国 ——从燕京大学校长到“内战大使”.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郑可敏.何炳松与华侨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理科教育．2000年第3期；韩延明、蔡元培、梅贻琦之大学理念探要.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3期；周川：中国近代大学校长与自由主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3期等。此外，各校史研究室出版的不少著作多从历史角度对大学校长作过相当程度的梳理与分析。)后者主要以文献把握基础上的理论思辨为主，部分研究涉及了调查(刘昌明：大学校长为何难以成为教育家——对1312名高校管理干部的调查引出的思考，煤炭高等教育2002年第1期)。对大学校长考察的另一角度是国际与比较教育的视角，这也有两种取向：其一是对国外大学校长遴选、办学与角色变迁方面的考察；(对国外大学校长的相关研究论文主要包括：赵曙明：美国大学校长,高等教育研究，1989，2；王英杰．大学校长与大学办学方向——麻省理工大学的经验比较教育研究.1994，3；郭健，艾略特与哈佛大学选修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06期；李延成，美国大学校长的角色变迁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第1期等。近期台湾林玉体所编著《哈佛大学史》(高等教育出版公司，2002年12月初版)一书主要以哈佛大学历任校长为线索述评了哈佛发展的历史。)其二是对中外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如有研究比较了大学校长的任职条件和选拔程序(许晓东，1995；同群英，胥青山，2003)，(许晓东．大学校长的任职条件和选拔程序的比较研完.教育发展研究．1995年第2期；周群英，胥青山大学校长遴选程序的比较研究，江苏高教2003年第1期)另有研究则进行了中外知名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席酉民，郭菊娥，王洪涛，王大刚，2002)。(席酉民，郭菊娥，王洪涛，王大刚中外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此外,至2003年，中国(大陆)有三篇博士论文专门论及大学校长：或探讨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眭依凡，2001)(眭依凡,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2001),或对大学校长的治校之道进行个案分析(陈运超，2002)， (陈运超,大学校长的治校之道：一个个案的分析，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2002)或探讨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之关系(胡国铭，2002)。(胡国铭,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研究，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2002)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大学历史系黄俊杰教授从最近10年来台湾地区大学院校所实施的校长遴制度的实际经验出发，分析了这种校长产生方式的积极贡献与负面效果，也探讨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各种制度性的与非制度性的问题及可能的调整方向(黄俊杰，2002).(黄俊杰，从台湾经验论大学校长遴选的几个关键问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3：1—10)这为大陆校长遴选提供了台湾的经验参照。
综观已有的研究，除了席酉民等人的研究(2002)简单论及中外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外，集中探讨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论文尚未发现。(本研究完成之后，见到徐文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发表有“中美大学校长教育背景的比较研究”一文，关注问题相似，但我们的研究角度与方法有所不同,可以互相参照。)即使是在席酉民等人的研究中,由于涉及面很广,加之没有对“中外”、“知名大学校长”进行明确界定，所以我们难以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样本情况及其代表性，更无法深入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学习与工作背景之详情。
在分析国内外有关大学校长研究资料基础上，我们同样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谁在当中国大学校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如何?差别何在?有研究在考察政治精英的职业选择之后指出：精英人物的职业选择不仅是“由社会面临的问题类型决定的”，而且是由解决那些问题所需要的技能决定的(Gaetano Mosca，1939)。(Gaetano Mosca，Theruiing Class(NeW York：Mcgraw-Hill)，1939)。原文为：According to sometheorists in studies 0f elites,the occupationalselection 0f elites is generally“determined by the type 0f problems confronting a society”and by the skillsneeded to solve those problems．转自Li Cheng，Jiang Zemin’S Successors：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PrC，The China Quarterly 161 March 2000：40)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类推：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技能决定了其大学校长的选拔?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试图在描述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基础上进行跨国比较，以为即将成为大学校长“候选人”及需要选拔校长的大学或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多角度的参考及启示。
(二)研究方法
为了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本研究拟以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为主，佐以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来比较研究中美两国大学校长学术背景间的内容差异(本研究考察的大学校长样本只涉及大学的正校长(Presidant或者Chancellor)，而不包括代理校长(Acting president)、临时校长(Interim President)及大学的副校长.也不包括校务委员会主席、校务会议临时主席、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院系调整筹委会主任等职).内容分析法主要是对两国的样本分别进行描述性叙述，即按照学术背景的两大领域——教育背景与职业背景依次进行历史或现状的描述分析;比较分析则是在内容分析基础上并列(juxtaposition)并比较(comparison)各自的异同与优劣。当然，这两大方面不能概括学术背景的全部，所以，在下面的论述中，本研究还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调整、补充或说明。
鉴于中美两国大学众多，国情各异，本研究把中美两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校长作为考察的重点,且把考察的时间跨度定位为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阶段。之所以主要考察20世纪以来美国的大学校长,是因为正是到了20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才在吸取英德两国之长的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特色并进入超一流行列，而中国也在经历诸多曲折之后开始进入大学发展的稳定时期。
本研究所考察的23所美国高校均为美国排名靠前的知名学府。其中包括“常春藤联盟”8校及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合计141所私立知名学府与伯克利加州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9所公立知名大学.为了与上述高校相对应，本研究选择了北京大学等15所中国高校作为对照样本。尽管各种排行榜差异较大，但上述大学作为两国各自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代表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唯一不同的是：美国大学取样主要依据大学发展历史地位及历次排行榜的排行情况。而中国大学取样除了考虑这两者之外，还兼顾了大学文理科“科类结构”的平衡。鉴于各校公开的资料既不完整，也不一致，本研究尽可能查阅补充了校长们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架构
(1)核心概念
本研究对所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界定如下：所谓“研究型大 学”，就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以产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王战军,2003)。(王战军，中国研究型大学建设与发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学术(Academia)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429)相应地,学术背景(AcademiCBackground)就是指从事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的背景。从狭义的角度看，学问是指学者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从广义的角度看，“事洞明皆学问”。本文的“学术”主要是一种广义“学术”。为了慨念的操作化，这里把学术背景限定为教育背景与职业(专业) 背景两大方面。当然，这两大方面不能概括学术背景的全部，所以，在下面的论述中，本研究还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调整、补充或说明。
教育背景(Education Background)是指所受教育的基本情况。它涉及这样一些问题：新任校长是从哪所大学毕业的?他(她)毕业于本校还是外校?是名校毕业生还是非名校毕业生?是本国出产的“土鳖”(本国毕业生)还是具有国外学习经历的“海龟”(留学生)？校长获得的是什么性质与层次的学位(美国的学位与中国较大，不可作直观的、且与中国学位对应的理解。本文图表中的学位情况说明如下：（1）学士学位：A.B、B.A与B.Litt均系文学士；LL.B系法学士；B.S与S.B均系理学士；Honors B.Sc系荣誉理学学士。(2)硕士学位：A.M．系文科硕士；M.A．系文学硕士；M.F.A系音乐硕士；M.S与S.M均系理科硕士；MME系机械工程硕士。(3)博士学位：PhD系哲学博士；J.D系法学博士；Sc.D系理学博士；M.D系医学博士。)?他是学“文科”的，还是学“理科”的? (本文提及的“文科”主要指人们习见的“大文科”，即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理科”指“大理科”，即指理工农医等各科。)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就读什么样的学校有利于成为研究型大学校长?学习什么性质的学科更可能成为大学校长?高学位有助于成为大学校长吗？单一学科经历还是交叉学科经历更有利于从事校长工作?要成为大学校长是否必须出国留学?总之，什么“教育背景”的大学校长候选人更有可能成为大学校长?
职业背景(ProfessionaI Background)又称作专业背景,是指人们担任现职(校长)前从事的工作情况。它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題；担任校长之前主要从事什么专业工作?进一步的问题则在于：校长的专业特长是什么?成为校长需要什么样的职业经历?职业经历(如从事管理工作或学术工作）多样化必然有利于成为校长吗?大学校长的经历“顺利还是曲折”更有利于办学?在成为大学校长之前通常经历哪些“官僚层级”?在学校内部工作还是在学校外部工作更有利于成为大学校长?
毫无疑问，本研究不可能全面地回答上述所有的具体问题。即便回答了其中的某些问题，其重心也是根据事实分析而有所不同的。
（2）研究架构
大学校长的遴选过程实际上就是学校或政府意志的决策过程。它受制于学校与环境两大方面的互动。具体说来，大学校长的遴选既受制于大学自身的历史传统、大学的类型与目标及校内外直接利益团体，也受制于政府及其管理体制、国内外形势变迁及企业市场与某些非政府组织(NGO).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让为，大学校长选拔的机制与内外影响因素形成了如下的大学校长选拔构架(图1)：
 图1表明,大学校长选拔的“小环境”主要集中于大学选拔委员会(或董事会、评议会等)与本校与外校校长候选人的互动。这种互动受到大学历史、类型、层次与目标和政府及其管理体制等“大环境”的直接影响，而这种“大环境”影响又穿插了校内外各种影响因素，校长候选人的“学术背景”等个人因素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本研究即依据上述构架收集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历史与个案资料，述评他们的异同及各自的优劣。
二、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按照前述概念界定，本部分主要从教育背景与职业背景两大方面按照公立与私立两种大学类型分别描述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我们不妨从美国两所不同性质的著名大学---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MIT)开始，逐个展开我们对美国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个案考察和分析。
(一)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校(院)长的学术背景：历史考察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而MIT则是美国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表1显示了20世纪以来哈佛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情况。资料来源：依据http://WWW.president.harvard.edu/history/整理.表中画线部分表示与所在大学相同的教育或职业背景.Provost本为牛津、剑桥等大学的某些学院的院长或者美国某些大学的教务长，在本文中一律译为“教务长”。美国的Provost与中国的教务长职责并不完全相同.美国的教务长涉及到分管学术与财政事务。学位的翻译有时用中文有时用英文缩写是由校长背景资料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文中尽可能依据所收集资料情况加以注明，下同。另外，本研究涉及现任校长数据截止到2004年5月,各校当前情况无疑会有一定调整。
 由表1可见，20世纪以来先后有7位哈佛大学校长，他们通常在35—56岁左右(M=45.43±7.41年)出任哈佛校长。哈佛校长平均任期22年(M=22土9．96年，其中Charles William Eliot 35岁当选哈佛校长，任期长达40年；任期最短的NeilL．Rudenstine校长也长达10年)。由表1可以推知，上任年龄较年轻，那么承担校长职责的时间有可能较长。2002年5月1 4日，现任哈佛校长Lawrence H．Summers(2002)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提到：“我坚信，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自从18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以来，任职的校长总共只有七位。我非常荣幸地担任内战以来的第七位校长。由颇具魄力的领导长期任职能使学校为适应变化的新时代的需要而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改进。这是哈佛办学的悠久传统”。(Lawrence H．Summers．21世纪大学面临的挑战——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国大学教学2002，7—8：6)杜维明(2002)进一步指出，校长任期长可以规划长远的策略。这种传统不仅反映在学校的教学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教育风格时时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杜维明．人文学与高等教育.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4：6)
近期7位哈佛校长“教育背景”的共同特点是：至少有一个哈佛大学的学位。7位校长中有4位获得2个哈佛学位(Nathan Marsh Pusey有3个哈佛学位)，4位有哈佛的本科学位，5位有哈佛的博土学位。换言之，哈佛“血统”的纯正几乎是担任哈佛校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得到哈佛的本科学位，至少也要“补上”一个哈佛的硕士或者博士学位，且哈佛校长的其他学位也出自一流大学。
在“职业背景”中，在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哈佛有5位校长来自学术界(占7位哈佛校长的71％)，且其中4位来自哈佛自己的教授或学院院长。90年代以后的2位校长则来自校外的基金会或者政府部门(占7位哈佛校长的29％)，提示哈佛大学校长来源的新趋势。在专业特长方面，除了50年代前期有2位哈佛校长为化学家之外，其他5位校长均来自政治、历史、文学、法学、经济学等文科专业，表明哈佛校长以文科学者为主流来源。
尽管这些校长中没有一位出身教育学科，但是Derek CurtisBok写了5本高等教育论著：《超越象牙塔》(Beyond the lvonyTower，1982)、《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1986)、《大学与美国未来》(Universities and the Future ofAmerican，1990)、《巨流之形》(The Shape ofthe River，1998)、《市场中的大学》(Universityinthe Marketplace.2003)。
LawrenceH．Summers则在担任哈佛校长之前，除了担任MlT及哈佛大学的教师(1987年命名为Nathaniel Ropes政治经济学教授)，随后自1991年开始进入华盛顿，在过去10年主要服务于一系列的公共政策部门，尤其是1999年成为美国财政部长而引入注目。可以说，无论哈佛校长来自校外，还是校内，学术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有趣的是，尽管哈佛校长绝对是个繁忙的角色，但表1显示20世纪的哈佛校长均享85岁以上的高寿。
麻省理工学院(MIT)是一所与哈佛大学学科构成完全不同的著名理工科大学。表2列出了20世纪该校主要校长的学术背景(限于资料收集困难，这里实际上仅列出1923年以来该校校长的学术背景情况)。
作为美国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大学校长具有与哈佛大学不同的特点。由表2可见，1923年至今MIT先后有8位校长，他们平均上任年龄50.5岁、平均任期9.57年（现任校长除外）。这比哈佛大学校长的平均上任年龄年长5.07岁，而平均任期则短了12.43年，显示两校校长的任期长短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很可能与两校校长的选拔与任期传统有关。
近期8位MIT校长“教育背景”的共同特点有两点：几乎所有的校长都出身理科，且多具有名牌大学理学博士或哲学博士（占62.5％），但只有37．5％的MIT校长拥有MIT学位，且有同样比例的MIT校长的本科学位并非出自名校。前者与哈佛大学近50年的校长全部为文科出身很不相同，后者与哈佛校长大多具有至少一个哈佛学位也很不一致。
虽然MIT校长也基本出身名校，但显然不如哈佛大学出身一流大学的比例高。似乎预示MIT在美国大学中的地位与哈佛大学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哈佛大学具有很多的贵族“保守气质”，而MIT则多一些平民“开放色彩”。或许这与学科构成有关：“文理主导型”的哈佛大学学科领域宽广，其校长在学生时期可以选择哈佛的学科相应地可以更加多样化；对“理工主导型”的MIT而言，其学科范围相对比较窄小，所以无论其校长在学生时期选择MIT，还是MIT选择学生，都使得相互的选择范围不如哈佛来的宽广，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或许还是来自体制与观念等因素。
在“职业背景”中，有62.5％的MIT校长任职前曾经工作于MIT，这与哈佛71％的校长来自本校旗鼓相当。MIT虽然有37.5％的校长来自其他单位，但他们是在其他高校任职。与哈佛大学不同,没有发现MIT校长来自校外的基金会或者政府部门。在专业特长方面，毫无疑问，MIT校长几乎清一色来自理科学者。
 (二)当前美国其他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除了哈佛大学与MIT，包括常青藤联盟在内的其他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又如何呢?表3显示了当前美国12所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相关情况。
从表3可以看出，12所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的“教育背景”中，除了杜克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资料不详外，至少有9所以上的大学校长具有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与康乃尔大学校长资料未明确显示其校长是否具有博士学位)。与哈佛大学校长必须至少有一个哈佛大学的学位不同，这里的12所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杜克大学除外)中，只有4位大学校长具有所在学校的学位，提示美国多数私立研究型大学选拔校长在“教育背景”考虑方面“本校色彩”已经趋于平淡。在就读学校的“名气”上，12所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的校长几乎都有名校背景，但也有部分校长曾经就读名不见经传的大学。
 在“职业背景”方面，12所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中，有5位校长具有任职大学的学校经历。如果把“教育背景”与“职业背景”进行交叉分析，则显示除杜克大学的其他11所大学中有占2/3的8位校长具有“本校色彩”。由此可见，是否具有任职学校的“教育背景”或“职业背景”仍然是能否任职的一个重要考量。道理很简单，具有任职学校的“教育背景”或“职业背景”这样一种经历有利于校长与任职学校的相互了解与感情沟通。但1/3的校长没有所任职大学的任何背景，则表明大学在选拔校长时“英雄不问出处”，唯才是举选拔人才的主流趋势。无疑，这两个方面并非矛盾而是相互补充。
要对一位现代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进行准确，归类是有些困难的，因为文理兼通几乎是担任校长的前提，虽然校长有自己的学术或职业专长。如果一定要进行“学术背景”的分类考察，或许更好的做法是“学术倾向”，即主要从事业务是偏向“文科”或者“理科”。由此观照当今美国大学校长，那么从表2与表3可以看出，理工主导的大学自然是选择“理科”人才担任校长(如MIT或Caltech)。没有明确的学科主导方向的私立综合性大学中，前10所大学中(杜克大学因资料不全除外)，至少有7所大学由“文科”出身者担任校长。由于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多数是综合性大学，显示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校级行政人员由文科人才主导的基本态势。
 (三)伯克利加大校长的学术背景：历史考察
由于包括中国大学在内的大学以公立大学为主导(与美国体制不同，东亚各国的主要大学仍然是公立大学：韩国主要大学之一的汉城大学建设采取的是“政府主导模式”，日本及台海两岸大学发展大多也是如此。其原因或许在于近代史上东亚诸国面对西方列强而民间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以政府主导方式集中国家资源以发展各种国力——包括大学建设——的思路与政策。但“政府失灵”及市场运作有效性，迫使东亚政府逐步“简政放权”，推动大学法人化，使之成为独立的办学主体。参见王孙禺、蓝劲松、江丕权．祖国大陆与台湾高等教育体制的宏观比较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27—33；宋吉缮、蓝劲松，韩国大学发展的思路与对策——以汉城大学的改革和发展(1946—1985)为案例，外国教育研究，2003，6：16；蓝劲松，国际政治与大学发展之关系—以台海两岸大学尤其是民办大学发展为重点进行的初步探索，民办教育研究，2004,2：70-76)，因此本研究除了考察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外，也注重考察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相关情况。为了与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哈佛大学相对照，这里选择在美国排名第一的公立大学—伯克利加大的校长作为历史考察的案例。该校校长的学术背景情况如下(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近50年来伯克利加州大学先后有8位校长，其任期通常不超过10年(M=6.43±2.51年)。在“教育背景”方面，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都具有名校博士学位，且该校出自文科与理科的校长人数大致相当。但是毕业于伯克利加大的校长只有2位， 另有3位校长则具有伯克利加大工作背景，综合后共有5位校长具有“本校色彩”(8位校长中占62.5％)。
如果把美国最著名的公立大学与最著名的私立大学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对伯克利加大来说，其校长的“伯克利血统”已经相当平淡。这与哈佛大学选拔校长时坚持“哈佛血统”完全不同，显示出两校的思想分野：前者更加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而后者则具有更多的排他性与封闭性。由于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往往是私立大学，作为私立大学的排头兵，哈佛大学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种排他性利弊如何却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有朝一日，假如美国大学已经不再居于世界最前列，哈佛大学的校长选拔仍然坚持其“哈佛血统”吗?
 (四)当前美国其他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除了最著名的公立大学之外，不妨进一步了解其他著名公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表5显示了当前美国其他8所最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情况。
由表5可以看出，除伯克利加大之外，其他8所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方面，如前一样，所有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都有名校高级学位。但是，似乎与美国私立名校校长多出身于文科不同，这里8位校长中，只有3位校长出身文科，其他5位校长则出身于理科，加上它们的主要“职业背景”，那么也只有一半(4位)的校长主营文科。再者，无论私立研究型大学还是公立研究型大学，除了早期大学少数例外(如哈佛大学)，绝大多数校长都有其他学校的求学经历或职业经历。在一所大学从本科到博士，又留校工作升为大学校长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与中国主要大学偏爱“留校”的传统完全不同(对中国高校“留校”利弊原因与利弊更详细的分析可参见蓝劲松.高等教育与人才市场——理论探讨写实证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39—143)，其原因固然在于美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与中国差异甚大，还在于美国大学学生就业政策与中国完全不同——即便最好的学生通常也不能直接留校任教，而必须离开熟悉的母校到外面打拼，在证明自己具有足够的才干以后才由母校返聘回校任职。毫无疑问，跨校求学与工作的背景有利于吸收各单位经验之长，综合形成新的特色与优势。
三、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
正如20世纪中国经历的曲折历程一样，中国大学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的发展历程。按照历史分期，中国大学(这里指中国大陆内地大学，下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中华民国主管的大学为代表，后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学为代表。鉴于中国及其大学发展历史的曲折与复杂，本研究在案例方面，仅对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进行历史考察对当前大学校长的考察，也不完全依据常见的大学排行榜，而是根据中国大学的实际把王要的研究型大学大致分为“文理主导型”与“理工主导型”两大类，选择这两类大学的主要代表，对其现任校长的学术背景进行分析。
(一)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历史考察
 作为“211工程”与“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在我国大学系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其校长的选拔同样引人注目。表6、表7分别显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两校校长的学术背景情况。
如果对近50年来的中国大学发展进行分期，那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院系调整后的“破旧立新期”(1952—1965)、文革十年的“基本中断期”(1966--1976)、改革开放以后的“重建新建期”(1977—2004)。与此相一致，“破旧立新期”的大学校长多来自著名学者或革命家，他们德高望重，一言九鼎，成为大学此期的开山鼻祖。文革十年的“基本中断期”社会混乱，多数校长靠边站，因而此时不少大学的校长史出现“断层”。到了改革开放后的“重建新建期”，少部分老领导重新“出山”，拨乱反正，使得多数大学逐步进入教学科研正常发展的历史时期，因此，此时能否成为知名学者是成为校长的重要前提。
 由表6、表7可以看出，北大与清华文革前“破旧立新期”的校长任期相对较长，14年间只有1～2位校长。到了文革“基本中断期”，校长史出现空白“断层”。多数校长“诞生”于改革开放以后26年的“重建新建期”，期间北大出了6位校长，清华出了5位校长。除极个别校长外，无论清华还是北大校长大多在57岁(北大：M=58.75±9.82；清华：M=56.17±9.56)左右才能成为大学校长。他们的任期平均为7年(北大：M=5.57土2.76；清华：M=7.8±3.83。现任校长未计算在内)。
在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方面，很有意思的是：北大校长大多非北大“出身”——8名校长中只有2名(占1/4)毕业于北大，且一半的北大校长为清华校友——马寅初赴美留学后期为清华津贴生。而清华大学几乎完全相反，6名校长中只有2名(占1/3)非清华“子弟兵”(其中没有一位为北大毕业生)，似乎显示北大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清华具有更多的排他性,后者或许与其“留美预备学校”的历史传统有关。如果把校长的“职业背景”加以综合，则无论北大还是清华，其校长基本来自本单位自身：北大88％的校长来自北大，而清华则有86％的校长出自清华。如果剔除政治上的安排，两校校长来自自身学校的比例有可能更高。表明中国最知名大学校长的选拔主要来自内部提升而非外部选聘的主流倾向。这种“内部晋升模式”与美国主要大学的“公开选聘模式”从程序与效果方面均将存在差异。
在“学科偏向”上，作为多科性工业大学的“排头兵”，清华大学校长偏向“大理科”并不令人惊讶，但是作为思想革命“领头羊”的北大,8名校长中除了1名“学科偏向”不详外，也只有2名偏向“文科”，其他都是理科偏向。这正是杜维明所指出的事实：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
在“学位层次”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即便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与清华，获得博士学位的校长比例也不高：北大8位校长中只有3位具有博士学位，且这3位校长的博士学位均是解放前获得的美国博士学位。与北大类似，清华大学7位校长中也只有3位获得博士学位。与北大校长的学位一样，这些学位均来自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清华校长的学位均是解放后留学国外获得的，且早已摆脱“留美预备学校”的影响——没有一个美国博士。两所最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的学位数量、层次与来源表明，中国国家政治经济的非正常发展已经在其校长的教育背景上也留下了明显的历史烙印，不能不令世人深思。
在“职业经历”方面，“破旧立新期”的大学校长多来自著名学者或革命家，所以此期校长的“职业经历”无疑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重建新建期”，或许与中国大学校长主要来自系统内部晋升有关，北大与清华校长的职业经历普遍变得单一化——他们的主要工作单位通常不超过2个。无疑，同一单位内部晋升的校长熟悉校情校史,有利干保存传统，及时开展工作，但是从公平与卓越的角度看，人才“内部选拔模式”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就学校发展言，仅在内部晋升有可能妨碍他们吸取其他部门或不同性质单位的优秀经验，从而导致办学思想与办学行为的相对保守与封闭；就国家发展论，如果各个学校都竞相留下自己的优秀学生，那么，落后地区就不能得到优秀员工，从而也得不到最优秀的领导后备力量。即便对人才本身来说，由于他们没有在落后地区及其基层的逐级提升，使得他们有可能少全局观念而多部门利益。总而言之，当国家人才匮乏之时，“内部选拔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国家人才辈出之时，“内部选拔模式”的弊端就有可能强化。
(二)当前中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一)：理工主导型大学北大与清华是中国的两大著名学府，它们目前的地位决定了其他学校所具有的不可比性。因此，下文转而论述当前中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由于“985工程”选择的9所高校中，有6所大学原属于“理工主导型”，因此，这里进一步考察剩余的5所“理工主导型”的学术背景。表8显示了这5所当前中国主要的理工主导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由表8可以看出，中国7所“理王主导型”研究型大学校长在52岁(M=52.2±5.40)左右升为大学校长，这比同为“理工主导型”的清华大学的校长平均上任年龄56．17岁小了近4岁。
在“教育背景”方面，这5所“理工主导型”大学的校长基本上全部毕业并工作于母校(个别校长就读于两所学校)，表明他们均是当年的留校学生。这与前述北大清华校长来源一样：校长基本来自本单位自身。在“学科偏向”上，5所“理工主导型”大学的校长与清华校长的“学科偏向”完全一样,即全部是理工科出身。这一点倒是很好理解,学校的学科构成必然如此。在“学位层次”方面，5所“理工主导型”大学的校长中仅有1位具有博士学位，再次表明中国社会历史上的非正常发展在教育行政与管理领域引发的不良后果(博士学位当然不是校长才能的重要象征，但它是一个必要台阶或者说基准)。
至于“职业背景”，5所“理工主导型”大学的校长完全出自母校,他们的职业经历相当单一，其利弊本文前面已有分析，这里不赘述。
(三)当前中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二)：文理主导型大学
 “理工主导型”大学的校长出自理工科很好理解，那么，“文理主导型”大学的校长的学术背景又如何呢?表9显示了中国7所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表9结果表明,中国7所“文理主导型”研究型大学校长在55岁(M=54.57±3.55)左右登上校长宝座，这比北大校长平均上任年龄58.75岁小了4.18岁。
在“教育背景”方面，这7所“文理主导型”大学的校长有5位校长毕业并工作于母校，表明他们均是当年的留校学生(其余2位校长中也有1位毕业并工作于母校，后调任他校校长。只有1位校长主要来自行政部门)。这与前述北大清华校长来源一样：校长基本来自本单位自身。
在“学科偏向”上，7所“文理主导型”大学的校长与北大校长的“学科偏向”完全一样，即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7位校长中仅有1人(14％)来自热门的文科——经济学，其余校长均来自理工科。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校长的“学科偏向”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解：没有进行强强联合的“文理主导型”大学（如南大、南开）的校长的学科偏向更多倾向传统强势的基础学科(狭义的理科)，而合并了工科强校的高校(如武大、吉大)的校长的学科偏向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工科出身的校长挤入了“狭义”的“文理主导型”高校。这显示中国大学“内部晋升模式”的校长选拔有可能受到学校强势学科(如学科内是否具有院士称号者)的影响，提示院校内部可能既存在“行政权力”的竞争，也存在“学术权力”的竞争，且两种竞争交互为用。在“学位层次”方面，7所“文理主导型”大学的校长中仅有1位具有博士学位，同样体现了中国社会的非正常发展在教育行政与管理领域引发的不良后果。
四、综合比较及其分析
 任何比较都是相对的比较。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差异巨大，的确存在很多不可比的因素，具体到本研究同样如此。但是都是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他们的角色与工作性质虽有差异,很多相同或相似的领域,这样又存在不少可以比较的方面。这里不妨对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进行综合比较并作简要分析。表10比较了中美五所顶尖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鉴于对顶尖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考察并不能完全代替对其他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分析。因此，表11进一步总结了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学术背景。
由表10、表11可以看出，以哈佛、MIT、伯克利加大、北大、清华五校校长为代表的美中公私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既存在相同方面，更存在不同之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何以中国存在其研究型大学校长大多来自“理科”的“重理轻文”现象?
 毫无疑问，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大多来自“理科”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本研究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不仅在于人们的学科观念(如认为学数学的人聪明，而“王攻哲学等文科则主要在于记忆”等)与国外差别较大，还在于人文社会学科受社会政治影响波动很大，学术研究累积时间不长(中国大陆的多数社会科学研究几乎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开始)，加之学术风气不良(基础研究方面的“世界名著”没有“主编”出来的，也鲜有三人以上的作者，但中国大陆学界的实用主义与官本位——如“学术寡头”与“学术寻租”相互为用——却助长了后者)、研究质量的“测不准”(一流的学术往往超越当下的时代)及研究质量重复低下(出版社与学术期刊在学术规范的引导——如研究方法、注释与参考文献、发表版面限制等方面均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从而导致文科发展的恶性循环。不可否认,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的院士一直占据中国院士数量的绝对优势，哲学社会科学的院士则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已经多年取消了文科院土评定，这样，以学术层级为划分标准的习惯，也无形中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排除在研究型大学校长位置之外(几乎纯文科的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属于例外)。
至于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偏低则不是主要问题。随着中国毕业的博士增多与海外博士的回流，博士学位获得者成为校长的比例很可能增加，但至今为止海外回国的博士在这方面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值得反思。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由文科人才主导(“理工主导型”大学除外——其在研究型大学中不占主要比例),而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科(文理)“偏向”不显著，这同样有其根深蒂固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多数都是综合性大学，其诞生之初即有宗教传统，而宗教无疑属于“文科”范畴。这样的传统延续下来就影响了校长选拔中的“学科偏向”。相反地，伯克利加州大学等不少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属于“赠地学院”，虽然也具有类似私立研究型大学的宗教传统，但它受州政府影响很大，不能不在文理科各“利益”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其校长的文理学科“偏向”不显著就是这种平衡的反映。至于每个大学校长学术偏向的选择无疑都有其具体的历史与观实考量，这里不赘述。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到如下四点基本结论：
结论1：在美国,著名的私立“文理主导型”大学校长以文科学者为主,著名的私立“理工主导型”大学校长以出身理（工）科为多，著名的公立综合大学校长出自文科与理科的校长人数大致相当。这与中国无论学校学科构成如何，其研究型大学校长均以理(工)科学者出身为主的情况完全不同。
结论2：美国多数研究型大学(极个别例外)在所选择校长的“教育背景”方面“母校色彩”已经趋于平淡，但校长是否具有任职学校的“教育背景”或“职业背景”是能否任职该大学的一个重要考量。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选拔倾向于选拔母校毕业生或本校教师(个别学校例外)。总体而言,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外部选拔模式”，而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内部选拔模式”。
结论3：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几乎都有名校博士学立,而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不到一半且博士学位采源参差不齐。
结论4：美国公立顶尖大学校长几乎都有多个单位工作经历,私立顶尖大学校长很难而一概而论，而当前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职业经历则显现单一化。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建议1：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选拔可以兼采“内部选拔模式”与“外部选拔模式”。至于各校究竟采纳何种模式，则由校长遴选委员会(校内外行政人员、教研人员、毕业与在学学生代表均占一定比例人选)决定。总的说来，必须改变目前比例过高的“内部选拔模式”，适当增加面向全球中国学者及少量外籍人士的“外部选拔模式”。
建议2：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选拔人选必须兼顾文理学科背景、博土学位获得者的海内外组合等背景因素。
建议3：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上任年龄可以在保证合适人选的基础上降低年龄限制(如55岁以下)，并适当延长任期。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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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曙明.美国大学校长.高等教育研究，1989，2 （出处：《科学中国人》2005年第4期） [推荐给朋友]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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